贺诚的个人主页

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直接的经济负担，没有谋生的问题。诸位在中学中，同学大都是同县或同省，可是，来大学后，有从全国各方面来的同学，可以知道全国的情形，时间长了，各人都认识。这样，各人家庭的状况，故乡的风物，都能互相知道，这亦是一种教育。大学比之中学，在经费和设备方面，都来的充实，教师的经验和学识，也远胜于中学，这供给诸位切磋学问的极好机会。同时，国家花在诸位身上的钱，每年有一千五百元，而且，全中国大学生仅四万人，诸位都是这一万分之一的青年，这种机会，万万不能错过。

诸位到这里来，应该明了这里的校风。一校有一校的精神，英文称为College Spirit。至于浙大的精神，可以把“诚”、“勤”两字来表示。浙大的前身是求是书院和高等学堂，一脉相传，都可以诚勤两字代表它的学风，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的声誉亦很好。有的学校校舍很好，可是毕业生做事，初出去就希望有物质的享受，待遇低一点便不愿做，房屋陋不愿住。浙大的毕业生便无此习惯，校外的人，碰见了，总是称赞浙大的风气朴实。这种风气，希望诸位把它保持。

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我想诸位中间，一定没有人说为文凭而到浙大来的，或者有的为到这里来是为了求一种技术，以做谋生的工具。但是，谋生之道很多，不一定到大学来，就是讲技术，亦不一定在大学。美国大文豪罗威尔氏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使学生得到面包，而在使所得到的面包味道更好。”教育不仅使学生谋得求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

这里我可以讲一个故事。中国古时有一个人求神仙心切，遍走名山大川。吕纯阳发慈悲，知道他诚心，想送给他一点金钱宝贝，向他说道，我的指头能指石为金，或任何物件，你要什么我便给你什么。可是那个人并不要金钱宝贝，而要他那只指头。这故事西洋也有的，英文所谓Wishing Ring，便是这个意思，要想什么就可得什么。世界上万事万物统有他存在的理由，朱子所谓格物致知就是即事而穷其理。要能即事而穷其理，最要紧的是一个清醒的头脑。

清醒的头脑，是事业成功的基础。两三年以后诸位出去，在社会上做一番事业，无论工、农、商、学，都须有清醒的头脑。专精一门技术的人，头脑未必清楚。反之，头脑清楚，做学问办事业统行，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凡是办一桩事或是研究一个问题，大致可分为以下三个步骤：

第一，以科学的方法来分析，使复杂变成简单；

第二，以公正的态度来计划；

第三，以果断的决心来执行。

这三点，科学的方法，公正的态度，果断的决心，统应该在小学时代养成和学习的。中国历年来工商业的不振，科学的不进步，都是由于主持者没有清醒的头脑。瘟疫流行，水旱灾荒，连年累见，仍旧还要靠拜签求神扶乩种种迷信方法。兴办事业，毫无计划，都是吃了头脑不清楚的亏。风水扶乩算命求神等之为迷信，不但为近世科学家所诟痛，即我国古代明理之君子亦早深悉而痛绝之。但到如今，大学毕业生和东西洋留学生中，受了环境的同化，而同流合污的不少。大的企业如久大 公司、永利公司和商务印书馆的成功，要算例外了。近年来政府对社会所办的棉纱厂、面粉厂、硫酸厂、酒精厂和糖厂等，大多数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或是由于调查的时候不用科学方法。譬如办糖厂，应在事先调查在该厂附近地域产多少甘蔗，出产的糖销至何处，成本的多少，赢利的厚薄，与国外倾销竞争的状况。若事先不调查清楚，后来必至蚀本倒闭。这类事在中国司空见惯，如汉口的造纸厂，梧州的硫酸厂，真不胜枚举。还有失败的原因是用人行政重情而不重理，这就是没有公正的态度。用人不完全以人才为标准，而喜欢滥用亲戚。每个机关公司应该多聘专家，计划决定以后，外界无论如何攻击，都得照着计划去做，这样才能成功。

盲从的习惯，我们应该竭力避免。我们不能因为口号叫得响一点，或是主义新一点，就一唱百和地盲从起来。我们大家要静心平气地来观察口号的目的、主义的背景，凭我们的裁判，扪良心来决定我们的主张。若是对的，我们应竭力奉行。若是不对的，我们应竭力排除。依违两可，明哲保身的态度，和盲从是一样要避免的。我们要做有主张有作为的人，这样就非有清醒的头脑不可。

现在，要问第二个问题，便是，离开大学以后，将来做什么样的人？我们的人生观应如何？有人认为中国的人生观很受孔孟的影响，实际影响最大的还是老子。孔孟主张见义勇为，老子主张明哲保身；孔孟主张正是非，老子主张明祸福。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才不是享福哲学。老子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又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现在中国一般人的最后目的还是享福。我们羡慕人家说某人福气好，娶媳妇进门，即祝之曰“多福多寿多男子”。就是生子的最大目的，也就是想年老的时候可以享福。中国普通人意想中的天堂，是可以不劳而获的一个世界，茶来开口，饭来伸手，这样享福哲学影响于民生问题很大。一般人以享福为人生最大目的，中国民族必遭灭亡，历史上罗马之亡可为殷鉴。现在的世界是竞争的世界，如果一个民族还是一味以享受为目的，不肯以服务为目的，必归失败。我们应该以享福为可耻，只有老弱残废才能享福，而已自食其力为光荣。英国国王在幼年时，必在军舰充当小兵，惟其如此方能知兵士的疾苦。全世界最富的人是煤油大王洛克菲勒，他的儿子，做事从小伙计做起，所以他们的事业能子孙相传不替。二十多年前，中日同时派学生留学欧美，中国的学生，一看见各类机械，便问从何处购买？何处最便宜？而日本的学生，只问如何制造？中国人只知道买，以享受为目的；而日本人则重做，以服务为目的。中国从前学工学农的人，统是只叫工人农夫去推动机器，耕耘田亩，而自己却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样讲究农工业是不会进步的。中国古代轻视劳力，现在已经完全改变，样样应该自己动手，这种人生观的改造，是极重要的。

以上所说的两点：第一，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能服务，而不在享受。

两年前的六月底，我在《独立评论》(第七号)上发表了一篇《赠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在那篇文字里我曾说，我要根据我个人的经验，赠送三个防身的药方给那些大学毕业生：

第一个方子是：“总得时时寻一个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一个青年人离开了做学问的环境，若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打旋，就很难保持学生时代的追求知识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它，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它——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没有问题可研究的人，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研究。

第二个方子是：“总得多发展一点业余的兴趣。”毕业生寻得的职业未必适合他所学的；或者是他所学的，而未必真是他所心喜的。最好的救济是多发展他的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和活动。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看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在业余时间做的事业往往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英国哲人弥儿(J.s.Mill)的职业是东印度公司的秘书，但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上都有很重要的贡献。乾隆年间杭州魏之琇在一个当铺里做了二十年的伙计，“昼营所职，至夜篝灯读书”，后来成为一个有名的诗人与画家(有《柳洲遗稿》、《岭云集》)。

第三个方子是：“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应该信仰：今日国家民族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我们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然不会白费。

这是我对两年前的大学毕业生说的话。今年又到各大学办毕业的时候了。前两天我在北平参加了两个大学的毕业典礼，我心里要说的话，想来想去，还只是这三句话：要寻问题，要培养业余兴趣，要有信心。

但是，我记得两年前，我发表了那篇文字之后，就有一个大学毕业生写信来说：“胡先生，你错了。

我们毕业之后，就失业了!吃饭的问题不能解决，哪能谈到研究的问题?职业找不到，哪能谈到业余?求了十几年的学，到头来不能自己一张嘴，如何能有信心?所以你的三个药方都没有用处!”

对于这样失望的毕业生，我要贡献第四个方子：“你得先自己反省，不可专责备别人，更不必责备社会。”你应该想想：为什么同样一张文凭，别人拿了有效，你拿了就无效呢?还是仅仅因为别人有门路有援助而你没有呢?还是因为别人学到了本事而你没学到呢?为什么同叫做“大学”，他校的文凭有价值，而你的母校的文凭不值钱呢?还是仅仅因为社会只问虚名而不问实际呢?还是因为你的学校本来不够格?还是因为你的母校的名誉被你和你的同学闹得毁坏了，所以社会厌恶轻视你的学堂呢?——我们平心观察，不能不说今日中国的社会事业已有逐渐上轨道的趋势，公私机关的用人已渐渐变严格了。凡功课太松、管理太宽、教员不高明、学风不良的学校，每年尽管送出整百的毕业生，他们在社会上休想得着很好的位置。偶然有了位置，他们也不会长久保持的。反过来看那些认真办理而确能给学生一种良好训练的大学——尤其是新兴的清华大学与南开大学——他们的毕业生很少寻不着好位置的。我知道一两个月之前，几家大银行早就有人来北方物色经济学系的毕业人才了。前天我在清华大学，听说清华今年工科毕业的四十多人早已全被各种工业预聘去了。现在国内有许多机关的主办人真肯留心选用各大学的人才。两三年前，社会调查所的陶孟和先生对我说：“近年北大的经济系毕业学生不如清华毕业的，所以这两年我们没有用一个北大经济生。”刚巧那时我在火车上借得两本杂志，读了一篇研究，引起了我的注意；后来我偶然发现那篇文字的作者是一个北大未毕业的经济系学生，我叫他把他做的几篇研究送给陶孟和先生看看。陶先生看了大高兴，叫他去谈，后来那个学生毕业后就在社会调查所工作到如今，总算替他的母校在陶孟和先生的心目中恢复了一点已失的信用。这一件事应该使我们明白社会上已渐渐有了严格的用人标准了：在一个北大老教员主持的学术机关里，若没有一点可靠的成绩，北大的老招牌也不能帮谁寻着工作。在蔡元培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里，去年我看见傅斯年先生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聘定了一个北大国文系将毕业的高才生，今年我又看见他在暑假前几个月就要和清华大学抢一个清华史学系将毕业的高才生。这些事都应该使我们明白今日的中国社会已不是一张大学文凭就能骗得饭吃的了。拿了文凭而找不着工作的人们，应该要自己反省：社会需要的是人才，是本事，是学问，而我自己究竟是不是人才，有没有本领?从前在学校挑容易的功课，拥护敷衍的教员，打倒严格的教员，旷课，闹考，带夹带，种种躲懒取巧的手段到此全失了作用。躲懒取巧混来的文凭，在这新兴的严格用人的标准之下，原来只是一张废纸!即使这张文凭能够暂时混得一只饭碗，分得几个钟点，终究是靠不住保不牢的，终究要被后起的优秀人才挤掉的。打不破的“铁饭碗”不是父兄的势力，不是阔校长的荐书，也不是同学党派的援引，只是真实的学问与训练。——能够如此想，才是反省。能够如此反省，方才有救援自己的希望。

“毕业了就失业”的人们怎样才可以救援自己呢?没有别的法子，只有格外努力，自己多学一点可靠的本事。二十多岁的青年，若能自己勉力，没有不能长进的。这个社会是最缺乏人才又最需要人才的；一点点的努力往往就有十倍百倍的奖励，一分的成绩往往可以得着十分百分的虚声。社会上的奖掖只有远超过我们所应得的，决没有真正的努力而不能得着社会的承认的。没有工作机会的人，只有格外努力训练自己可以希望得着工作；有工作机会而嫌待遇太薄地位太低的人，也只有格外努力工作可以靠成绩来抬高他的地位。只有责己是生路，因为只有自己的努力最靠得住。

这一两个星期里各地的大学都有毕业的班级，都有很多的毕业生离开学校去开始他们的成人事业。学生的生活是一种享有特殊优待的生活，不妨幼稚一点，不妨吵吵闹闹，社会都能纵容他们，不肯严格地要他们负责行为的责任。现在他们要撑起自己的肩膀来挑他们自己的担子了。在这个国难最紧急的年头，他们的担子真不轻！我们祝他们的成功，同时也不能不依据我们自己的经验，赠与他们几句送行的赠言——虽未必是救命毫毛，也许作个防身的锦囊罢！

你们毕业之后，可走的路不出这几条：绝少数的人还可以在国内或国外的研究院继续作学术研究；少数的人可以寻着相当的职业；此外还有做官、办党、革命三条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业闲居了。第一条继续求学之路，我们可以不讨论。走其余几条路的人，都不能没有堕落的危险。堕落的方式很多，总括起来，约有这两大类。第一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求知识的欲望。你们到了实际社会里，往往所用非所学，往往所学全无用处，往往可以完全用不着学问，而一样可以胡乱混饭吃，混官做。在这种环境里，即使向来抱有求知识学问的决心的人，也不免心灰意懒，把求知的欲望渐渐冷淡下去。况且学问是要有相当的设备的；书籍，试验室，师友的切磋指导，闲暇的工夫，都不是一个平常要糊口养家的人所能容易办到的。没有做学问的环境，又谁能怪我们抛弃学问呢？

第二是容易抛弃学生时代的理想的人生的追求。少年人初次与冷酷的社会接触，容易感觉理想与事实相去太远，容易发生悲观和失望。多年怀抱的人生理想，改造的热诚，奋斗的勇气，到此时候，好像全不是那么一回事，渺小的个人在那强烈的社会炉火里，往往经不起长时期的烤炼就熔化了，一点高尚的理想不久就幻灭了。抱着改造社会的梦想而来，往往是弃甲曳兵而走，或者做了恶力的俘虏。你在那俘虏牢狱里，回想那少年气壮时代的种种理想主义，好像都成了自误误人的迷梦！从此以后，你就甘心放弃理想人生的追求，甘心做现成社会的顺民了。

要防御这两方面的堕落，一面要保持我们求知识的欲望，一面要保持我们对于理想人生的追求。有什么好法子？依我个人的观察和经验，有三种防身的药方是值得一试的。

第一个方子只有一句话：“总得时时寻一两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问题是知识学问的老祖宗；古往今来一切知识的产生与积聚，都是因为要解答问题——要解答实用上的困难或理论上的疑难。所谓“为知识而求知识”，其实也只是一种好奇心追求某种问题的解答，不过因为那种问题的性质也不必是直接应用的，人们就觉得这是“无所为”的求知知识了。我们出学校之后,离开了做学间的环境,如果没有一个两个值得解答的疑难问题在脑子里盘旋,就很难继续保持追求学问的热心。可是,如果你有了一个真有趣的问题天天逗你去想他,天天引诱你去解决他,天天对你挑衅笑你无可奈何他一一这时候,你就会同恋爱一个女子发了疯一样,坐也坐不下,睡也睡不安,没工夫也得偷出工夫去陪她,没钱也得撙衣节食去巴结她。没有书,你自会变卖家私去买书;没有仪器,你自会典押衣服去置办仪器;没有师友,你自会不远千里去寻师访友。你只要能时时有疑难问题来逼你用脑子,你自然会保持发展你对学问的兴趣,即使在最贫乏的智识环境中,你也会慢慢的聚起一个小图书馆来,或者设置起一所小试验室来。所以我说:第一要寻问题。脑子里没有问题之日,就是你的智识生活寿终正寝之时!古人说:”待文王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试想伽里略和牛顿有多少藏书?有多少仪器?他们不过是有问题而已。有了问题而后他们自会造出仪器来解答他们的问题。没有问题的人们,关在图书馆里也不会用书,锁在试验室里也不会有什么发现。

第二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总得多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离开学校之后,大家总得寻个吃饭的职业。可是你寻得的职业未必就是你所学的,或者未必是你所心喜的,或者是你所学而实在和你的性情不相近的。在这种状况之下,工作就往往成了苦工,就不感觉兴趣了。为糊口而作那种非”性之所近而力之所能勉”的工作,就很难保持求知的兴趣和生活的理想主义。最好的救济方法只有多多发展职业以外的正当兴趣与活动。一个人应该有他的职业,又应该有他的非职业的玩艺儿,可以叫做业余活动。凡一个人用他的闲暇来做的事业,都是他的业余活动。往往他的业余活动比他的职业还更重要,因为一个人的前程往往全靠他怎样用他的闲暇时间。他用他的闲暇来打麻将,他就成了赌徒;你用你的闲暇来做社会服务,你也许成个社会改革者;或者你用你的闲暇去研究历史,你也许成个史学家。你的闲暇往往定你的终身。英国十九世纪的两个哲人,密尔终身做东印度公司的秘书,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在哲学上、经济学上、政治思想史上都占一个很高的位置;斯宾塞是一个测量工程师,然而他的业余工作使他成为前世纪晚期世界思想界的一个重镇。古来成大学问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善用他的闲暇时间的。特别在这个组织不健全的中国社会,职业不容易适合我们性惰,我们要想生活不苦痛或不堕落,只有多方发展业余的兴趣,使我们的精神有所寄托,使我们的剩余精力有所施展。有了这种心爱的玩艺儿,你就做六个钟头的抹桌子工夫也不会感觉烦闷了,因为你知道,抹了六点钟的桌子之后,你可以回家去做你的化学研究,或画完你的大幅山水,或写你的小说戏曲,或继续你的历史考据,或做你的社会改革事业。你有了这种称心如意的活动,生活就不枯寂了,精神也就不会烦闷了。

第三个方子也只有一句话:“你总得有一点信心。”我们生当这个不幸的时代肘所见,耳中所闻，无非是叫我们悲观失望的。特别是在这个年头毕业的你们,眼见自己的国家族沉沦到这步田地,眼看世界只是强=权的世界,望极天边好像看不见一线的光明一一在这个年头不发狂自杀,已算是万幸了,怎么还能够希望保持一点内心的镇定和理想的信任呢?我要对你们说:这时候正是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我们还有救。古人说:“信心可以移山。”又说:“只要工夫深,生铁磨成绣花针。”你不信吗?当拿破仑的军队征\服普鲁士占据柏林的时候,有一位穷教授叫做费希特的,天天在讲堂上劝他的国人要有信心,要信仰他们的民族是有世界的特殊使命的,是必定要复兴的。费希特死的时候(1814),谁也不能预料德意志统一帝国何时可以实现。然而不满五十年,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居然实现了。一个国家的强弱盛衰,都不是偶然的,都不能逃出因果的铁律的。我们今日所受的苦痛和耻辱,都只是过去种种恶因种下的恶果。我们要收将来的善果,必须努力种现在的新因。
一粒一粒的种,必有满仓满屋的收，这是我们今日应该有的信心。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失败,都由于过去的不努力。

我们要深信:今日的努力,必定有将来的大收成。

佛典里有一句话:“福不唐捐。”唐捐就是白白的丢了。我们也应该说:“功不唐捐!”没有一点努力是会白白的丢了的。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时候,在我们看不见想不到的方向,你瞧!你下的种子早已生根发叶开花结果了!

朋友们,在你最悲观最失望的时候,那正是你必须鼓起坚强的信心的时候。你要深信:天下没有自费的努力。成功不必在我,而功力必不唐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