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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书评》 Mar 29th, 2009

《帝制中国：900年至1800年》

　　[美]牟复礼著

　　美国哈佛大学出版社

　　1999年第一版

　　牟复礼（F. W. Mote）的这本《帝制中国：900年至1800年》（Imperial China: 900-1800），真像一块厚厚的砖。正文部分长达九百多页，用来叙述从五代到乾隆朝结束这九百年间的中国历史。乍一看，它的篇幅似乎有点忒大。但阅读者只须拂案展卷，便很快会如沐春风，好像直面一个学富五车的老人，听他把往昔娓娓道来。你未必见得完全赞同他的那些见解，但你还是会被充溢在讲述中的智慧的魅力深深吸引。在当代中国的通史类著作里，大概只有范文澜的三编四册本《简明中国通史》，才有相类似的阅读效果。

　　迄今为止，中国人自己编写的通史教科书，可能还要数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为第一。但是读翦著“纲要”与读牟复礼这本著作的感受是很不一样的。这自然与两本书用于覆盖同一历史时段的书写篇幅悬殊较大有关，但它却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我们也不可以把两者的差异过于简单地归结为一个孰优孰劣的问题。它所反映的，其实是两者在写作宗旨上的根本区别。翦本“纲要”似乎想为中国历史提供一种最逼近唯一真理的系统解释，同时替有助于“科学”地认识中国史的所有那些必不可少的知识要素制定出一套标准答案。它的叙事框架，明显地受上述两项基本宗旨的规定和制约。就成功地应付与中国历史相关的各级专业考试而言，“纲要”至今仍是一种最适宜的读本。可是说老实话，对没有备考压力的一般读者来讲，实在很难叫他们从这本书里读出对中国史的浓烈兴趣或深刻印象。牟著则力图刻画出作者对于中国史的富有个人性质的独特理解。呈现在书中的大量更带“具象化”特征的描写和洋溢着灵动的分析，当然是为证成作者见解服务的，但它们并不刻板地指向某种唯一的解释模式，并且也为读者寻求自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思考与评价预备了丰富的感性素材。

　　将精到的分析悄无声息地融化在具象化的叙事之中，确实极大地增添了作者笔下历史画卷的生动性与立体感。例如，美国学者史乐民（Paul J. Smith）在一篇有关本书的书评里曾指出过：牟复礼十分强调，在用伦理和个人关系、而不是以操作规范及制度规范来界定的传统官僚体制之下，中国一直无法克服对朋党的强烈憎恶，从而发展出一种得以接纳“忠诚的反对派”的政治文化；而牟氏对这个问题的讨论，却是围绕着一系列重要政治家，如宋代的欧阳修和朱熹、元代的许衡、明代的方孝孺与王阳明等人的简短传记来展开的。牟氏在赞许清中后叶表现在少数人身上的那种激越的、“有良心的”儒家人格同时，对当日思想文化的总体氛围无甚好感。他写道：“（这种氛围）不鼓励对于社会现实问题的批判性思考，尤其使政治思想变得多余和毫无意义。在接近公元1800年的时候，几乎没有士大夫还能展现他们身为独立思想者的精神品格。儒家学问与思想中占压倒性的调门，越来越远离各种社会问题，尽管在学术上十分精致。清中后叶文学描写的主要趋势，一方面是对各色当官人懦弱无能的蔑视，另一方面则是对五花八门的投机风气和贪污腐败的讥讽。”这些话使我们想起张承志笔下的乾隆盛世，他说自己看见的，是信仰的鲜血在盛世底层“汹涌地流”。朱维铮则把这个时代称作“戮心的盛世”。“盛世”的华丽，有时候竟显得这般脆弱！

　　无论本书作者是在描述还是在批判乾隆朝及此后的犬儒主义政治文化，也无论读者是否全然同意他的看法，牟复礼笔触所至，总是能把他对历史现象的提炼如此犀利而形象地揭示在读者的眼前。

　　古代中国的历史变迁，自唐至于宋，经历了一个相当重大的转折点。明人陈邦瞻序所编《宋史纪事本末》曰：“宇宙风气，其变之大者有三：洪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有一不与宋近者乎？”可惜陈氏这个论点，入清后一直蔽晦不彰。这大概是受到明末清初诸儒对宋朝厚施疵议，再加上清人素重三代而轻视汉以后列朝的风气影响所然。数百年后，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著名的“唐宋变革论”，实堪称与陈氏为异时异国之难得知音。内藤以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为中国历史的“中古”时代，而把唐后期及五代看作是从“中古”走向“近世前期”即宋元时代的过渡期。无独有偶，恰与内藤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阐述他的上述见解同一年（1922），中国学者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杀青（该书首次出版于1923年）。吕著也赋予始自755年的安史之乱以远超出有唐一朝历史视阈的重要意义，从而将安史之乱后的中晚唐与五代及宋元划分在同一个宏大的历史时段中来加以讲述。足见无论海西海东，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个世界里的不同人们之间，是完全可能在很多基本点上达成共同性认识的。

　　在牟复礼看来，所谓唐宋变革虽潜运默移于晚唐，惟在五代的五十多年间，“某种深刻而具有转型意义的变化”，才在无止境混乱的表象之下酝酿成熟。一种新的国家权力结构浮现出来；作为对晚唐政治局势久衰不振的回应，军权相对于行政当局的一种新的关系模式逐渐成型；在社会关系领域，数百年来支配着仕途和地域社会的身份性贵族群体全然瓦解，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依恃科举制提供的官职仕途来获得身份地位的行政官僚新阶层；在经济领域，晚唐以来的“商业革命”继续改变着整个社会的贸易与经济范型，并使国家由以强化其财政基础。正是这种种崭新因素，方使中国历史转出“中世”时期的形势得以大显。牟著以五代作为叙事开端，并非率意为之；它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史变迁脉络的整体理解。

　　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帝死于1799年，因而也可以把1800年粗略地视为乾隆时代的结束。现在看来，牟著的叙述截止于此，其意义甚至超过了作者本人的预期！1840年的鸦片战争赋予晚清历史轨迹以太深刻的影响，以至于人们很容易把它误认为是自明后期开始的“晚期中华帝国的全面繁荣”之所以终止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如果说古代中国文明跨越明清两朝的最后繁荣是由三层驱力共同作用下的综合结果，那么除去内在于中国社会的固有推动力之外，其他两层动力，即为适应明后期长城边防和清前期西北经略的需要，由政府持续不断地大规模财政采购所激发的对江南市场的巨大需求，以及十六、十七世纪的世界经济体系为购买中国产品而导致的中国对外贸易的长时期巨额白银入超，到1800年前后都已因历史条件的变化而相继衰竭。因此，即使没有四五十年之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社会自1550年代起长达两个半世纪之久的高度发展是否还能以同样的规模与形式继续下去，仍是非常有疑问的。作者将自己讨论的时间下限切断在紧随“盛世”之末的再下一轮历史演变周期的开端处，可见其史识之高明。

　　在中国史领域内，牟复礼最擅长的是元明史研究。这样的专业背景，使他在考察北亚和东北亚民族在中国历史过程中的角色与地位问题时，具有特别敏锐的眼光。

　　在他看来，汉民族的儒家史学传统所具有的强烈的族裔中心论残余影响，仍然对我们力图贴近历史真实的努力构成一种顽固的视角束缚。比如在政治史的研究中，我们很容易忽视下述事实，即征服汉地社会的非汉语民族之所以愿意推行汉法，往往是出于实用主义目的：“他们尝试施用汉族帝国的模式，因为这样做可以增强其统治力，而不是因为这样可以提升他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动辄将统治民族集团内部的政治斗争简化为“进步派”和“保守派”之争，认为它们分别代表了历史的“进步”或“退步”，只是因为所谓的“进步派”声称或可被认为代表了更多的汉化倾向；而实际上，此类倾向性作为政治斗争中的工具，可能掩盖着斗争双方各自更为根本的利益之争。又比如，目前流行的几种国史都或多或少地言及契丹和女真大小字、西夏字、八思巴字和畏兀儿字蒙古文、无圈点和圈点满文等民族语文字的创制，却没有一本书像牟著那样提出如下问题：为什么对于内亚民族来说，参照汉字模式创制的文字，其生命力远远比不上借取畏兀儿字母的文字？在深层次的思想中，恐怕还是因为我们更习惯地满足于仅把契丹大字、西夏字等看作是“汉化”趋势的某种证明，而没有将它们当作“字母借取”这种世界各民族史上普遍存在的文化交流形式去加以思索。由于不能采取一种关注技术传播和转移的视角，我们在历史叙述中就会难得提及畏兀儿字母的粟特文字渊源，更不会提及粟特字母的闪米特源头——从而难免会对中国历史所由以展开的欧亚内陆这个极其重要的大背景缺乏恰当的意识。

　　汉族和非汉族的政权在广袤的汉文化地域内对峙（如辽宋、金宋对峙）或者在那里轮番建立统一的中央王朝（如元明交替与明清交替），是牟著意欲处理的那个时段里中国历史的一个显著特征。如何把草原及满洲地区的人群连同他们的文化有机地整合在一部多民族国家的总体历史之中，对作者是一项挑战；在他撰写这部书的年代尤其显得如此。本书从“中央集权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这个笼统的概念中析出两种很不相同的“帝国”（empire）。作者写道：“严格地说，宋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本质上它只能算是一个汉文化统一体的地区……而辽却是一个真正的帝国，因为由契丹民族创建的辽代中央政府实际上扩展到了许多其他民族或人群。”自唐以后，孕发于汉文明的中央王朝吸纳非汉文化疆土的策略，基本沿着从羁縻到设置土官、再到改土归流的取向步步发展。这样做是很难将面积特别巨大的非汉文化区域持续有效地纳入统一国家版图范围的。因为上述策略的出发点及其归宿，都以“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也就是用汉文化去覆盖边陲民族地区作为理想的治理状态。只有在继承辽、金传统的元王朝和清王朝治下，古代中国才发展出来一种真正能容纳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国家制度框架。没有元朝和清朝，就很难有今日中国的辽阔版图。在这个意义上，牟著用属于它自己的叙事方式再次表明，中国的历史是由中国各个民族共同创造的。

　　历史学家应当如何力争使自己的思考与探察超越他所置身其中之观念体系的局限？在本书精彩纷呈的叙述背后，我们可以看到牟复礼对此给出的答案：即需要对自己的各种预设保持高度的敏感，不间断地从事自我拷问和修正，以期达成一种真正平实的、同情理解的历史态度。

　　他对历史研究者经常会不由自主地陷进去的下述固有思维模式保持着高度的警戒心：“我们在一个国家的‘生命史’中寻找它的青年，然后是成年、接着是日趋衰退的健康乃至于老年，……这种隐喻，虽然有其启发性，实际上却可能将我们从对于历史过程的更合理的解释方向支移开去。”从“有机体论”出发，研究者每每根据已知的历史结果，去回溯每一个王朝或帝国后期的“朝纲紊乱”、“官员腐败”、“民不聊生”、“民变纷起”等等现象，由此构成一大堆先知式的事实证据，用来说明帝国在此时衰败实属其生命周期之必然。这样的解释路径，有时候竟反而会把本来不难发现的基于该历史时期独特性的论证障蔽起来。

　　比如，牟氏认为，辽帝国突然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政治特质的固有缺陷，而不是帝国“肌体”的日渐衰败。他指出，尽管强势帝王也可能支配一个基于分权的部落贵族等级结构，但就制度而言，在这样的权力体系中，威权涣散是先天性的。正当1114年女真崛起的危急时刻，由于在位君主恰恰没有具备慑服部众的个人品质，帝、后两族中人对于现行国家政策及朝廷行为争执不休。许多人继续其不合作态度，而有些则向敌人叛逃。因此，牟复礼把辽的败亡归因于缺乏魅力型领袖的部落联盟无法集中其权威以应付外来威胁。这个例子表明，在研究具体历史问题时先验地套用某种“范式”，很容易使我们迷失于似是而非的“举证”之中。而人类历史的此种“非范式性”，正是黑格尔断言中国是“一个无历史的文明”不能成立的原因！

　　当历史编撰者将史料粘合成为“历史叙述”的时候，处处都体现着编撰者对于历史的理解和判断，因而必然会使这种叙述带上个人的、地域的与时代的特征。与此同时，一个好的历史编撰者，又总是试图“让历史自己说明自己”。两者在历史构建中会形成一种内在张力：失去前者，我们就有将历史学简化为“史料堆砌学”的危险；失掉后者，“历史叙事”就真的可能堕落为叙事者的纯粹主观臆想。这部被余英时赞誉为牟氏“暮年巨秩”的作品，在巧妙地驾驭上述张力方面，亦足以成为我们的楷模。■

《上海书评》 Dec. 13th, 2009

《百年前走进中国西部的芬兰探险家自述：马达汉新疆考察纪行》

　　[芬]马达汉著

　　马大正 王家骥 许建英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187页，29.00元

　　《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

　　[芬]马达汉著

　　阿拉腾奥其尔 王家骥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253页，37.00元

　　马达汉元帅（C.G.Mannerheim，1867-1951）无疑是世界近代史中最为迷人的人物之一。他来自一个瑞典裔的贵族家庭，其家族于十七世纪移入芬兰-瑞典王国属下的一个省。随着近代以来瑞典从一个欧洲强国衰落为相对次要的国家，芬兰也于1809年易手成为依附于俄国的一个自治大公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我们很容易在众多研究著作中，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马达汉：前一个马达汉，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担任俄国军官，参加过1904年的俄日战争，杰出地完成了亚洲腹地的情报探险，与沙皇尼古拉二世保持了良好的私交，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俄国出生入死；后一个马达汉，则在十月革命后辞去俄国军职，回国帮助芬兰摆脱俄国而独立，直至1946年辞去芬兰总统职位为止，他几乎都在抵抗俄国的控制和入侵的岁月中度过。同时，对于不同领域的历史研究者来说，马达汉无疑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一方面是作为亚洲内陆的科学考察家，他已经开始被中国边疆史、民族史学界广泛关注；而另一方面作为以欧洲东部为活动中心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则在西方近现代史学者的笔端不断被放大。

　　1906年至1908年，由于俄国总参谋部的指派，马达汉对新疆、甘肃及内地进行了政治、军事、地理、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考察。其行经路线，自俄境塔什干、安集延而至清境喀什噶尔、阿克苏、焉耆、吐鲁番，再由河西、甘陕而终于北京。继王家骥先生据芬兰原文译出《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之后，《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下简称《报告》）和《百年前走进中国西部的芬兰探险家自述：马达汉新疆考察纪行》（下简称《纪行》）两本译著的出现，无疑极有益于我们进一步地了解马达汉的这次“骑马穿越亚洲之旅”。由于《纪行》之文字，基本上是马达汉晚年撰写《回忆录》时根据当年的日记（即中文本之《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缩编而成，故比较而言，《报告》也就更具原始资料的价值。

　　《报告》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当年马达汉递交给俄国总参谋部的“军事考察报告”，后一部分则是为芬兰-乌戈尔学会发表的关于“尧乎尔人”的人类学报告。《报告》一书中的“尧乎尔人（Yogur）”，即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裕固族”，“裕固”二字系建国后依音择吉而改。裕固族由操西裕固语、东裕固语和汉语的三种人构成，其中，东裕固语属于蒙古语族，西裕固语则是突厥语族。和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一样，裕固族也是840年漠北的回鹘汗国崩溃后大量回鹘人南迁的结果，“Yogur”一词就是源自“Uygur”（历史上汉译做回纥、回鹘、畏兀儿等等）。《报告》一书中马达汉所编汇的《尧乎尔词语对照表》（页227）已经清晰地显示出，相比于世界上现存的其他任何一种突厥语族语言（如维吾尔语、土耳其语等等），西裕固语是最接近古突厥语的！比如，古突厥语的构词法中，11-19及21-29这些数词是由“1”加上“20”构成“11”，“2”加上“20”构成“12”，并以此类推。由于数词是语际交往中极为常用的静词，所以在突厥语族民族向南向西迁徙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种现代突厥语都渐渐改成了我们所常见的结构，即以“10”加上“1”表示“11”，并以此类推。但是这种与世界上大部分其他语言都迥异的构词方法，居然被忠实地从如尼字母突厥碑铭和古回鹘文献中一直保留到了现代西裕固语中。有趣的是，马达汉对裕固族人做的体质人类学的调查（页220-226）则显示，与新疆的绿洲居民大多有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不同，裕固族恰恰与曾经的回鹘人一样，基本完全为蒙古人种。马达汉推测这是因为迁入新疆的回鹘人和当时的诸伊朗语民族长期通婚的结果。不过后来吐火罗语的发现证明，新疆也许有大量的早期居民可以直接追溯到原始印欧人的某一支，他们和希腊-罗马人有着更深的渊源，而非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

　　《报告》一书虽然只能够反映马达汉西域之行的小部分成果（比如他对于卡尔梅克人、哈萨克人的体质人类学报告和绘制的大量地图就未能被包括其中），但也足够体现此次内亚之旅的双重目的：一方面马达汉需要为俄国的军事、政治利益而服务，另一方面也无疑是为了满足芬兰学界对那一片“被遗忘的角落”的浓厚兴趣。这种西域探险的双重目的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当时的西方探险家，如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的身上，事实上从凿空西域的张骞开始，汉地社会的中国人即是如此。如源自张骞使西报告的《汉书·西域传》，就在记录西域的人口、经济状况的同时，着重记录了各国距离都护府的“道里”（路程）以供军事参考；而玄奘法师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同样也部分地是为了满足唐太宗对于边疆地理情况的迫切敏求。从军事、政治的角度来讲，汉地王朝和西域的关系，确如清代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于《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这种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同样适用于历史时期与西域接壤的其他北方大国，匈奴、突厥、蒙古、俄罗斯等等莫不作如是观。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讲，也由于西域如此的地理条件，梵、汉、藏、突厥等各种语言都能够在此找到遗存，佛教、祆教、基督教（景教）、摩尼教亦曾在此相互影响，它毫无疑问地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唯一的“各文明的竞技场”。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历史叙事中，西方探险家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在中国领土上肆意进行着“文化掠夺”和其他种种“帝国主义活动”。这种过分线条化的描述也许的确道出了某些事实，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西方探险家进入之前，新疆的古文明遗物并没有能够很好的被我们自己所挖掘、研究、保护？事实上，在斯坦因偷买敦煌文书之前，千佛洞的敦煌卷子已经作为馈品零星出现在汉地官场之中，但是无人注意到其间蕴含的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西域探险家们带回的织物、雕像、壁画、文书等等，都立刻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并使得欧洲最优秀的相关学者纷纷麇集于此。因为他们知道，在新疆这片考古学的圣地之上，哪怕是一枚小小的残片，也有可能改变我们对历史的整体认知。比如，之前欧洲的阿尔泰学界多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元代官方所使用的八思巴文由于过于笨重和过度设计，故只能存在于官方系统的文书、印章、碑刻之上。但是马达汉成功找到的一枚《萨迦格言》（Subhāitaratnanidhi）残片就证明：可以书写天下一切语言的八思巴文在非官方的文学领域，被人们长期使用过。

　　在现实的纷争必然地时过境迁之后，假如我们再以历史的宽容来看待，就能够体会到那些以文化视角为主导的探索对于研究新疆历史与地理、甚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无比重要性。同样我们以此来反省自我，就可以清晰看到从十一世纪开始，随着汉地与印度的文化交流的结束以及新儒学的兴起和正统化，汉文化开始急剧内转。我们很快丧失了对周边文化的注意力，任何与自身主体相异质的文化，都先天地被认为具有劣等性而无需措意。比如，在明末由耶稣会士带入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就在清代被视作衍自《山海经》的齐人野语。一个无法持续地及时地吸取其他文明养料的、内向性的文明，也就无怪会与西方走上大分流之路了。

　　那么，为何芬兰会在学术上，对亚洲腹地保有如此持续而浓厚的兴趣？这就不能不提及，芬兰一直在文化上被认为是一只欧洲的“孤狼”。芬兰语属于少有的几种非印欧语系的欧洲语言，这种语言地理上的奇异性可以由下列简单事实体现出来：现代英语的静词有三个格位（case），古希腊语有五个，拉丁语有六个，而芬兰语有十四个格位甚至更多！对于这种文化上的异质性，芬兰人坚信自己“根在东方”。从十八世纪起，学者们就一直努力将芬兰人的根源追溯到史前起始于乌拉尔山的——甚至更东的蒙古高原的一次大迁徙。虽然现代史前史研究已经使得这个理论略显过时，但是它仍然生动地说明了当时的芬兰民族意识已经开始萌芽，并产生了构建自身认同的渴求。但是，芬兰人的民族主义真正发育完全，却要晚至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马达汉的精神世界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俄帝国时期的马达汉，就像绝大部分的前现代的帝国臣民一样为帝国尽心尽力，此时他对王朝的认同绝对压倒其他一切认同。而当一战结束后，多元一体的帝国纷纷瓦解为多个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开始全力地追求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我们的“抗俄英雄”马达汉才会跃至前台。“两个”马达汉在表面上的悖谬，正是体现了在国家认同上，前现代与现代的分裂。

　　芬兰虽然是一个同时作为西欧和东欧之边缘的“孤狼”，但她也曾在马达汉的率领下迸发过惊人的力量。1920年，虽然赢得了苏联干涉下的内战，芬兰的独立在强大的苏联面前仍然显得十分脆弱。于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至1939年，芬兰在卡累利阿地峡附近修筑了一条著名的防御线——“马达汉防线”（TheMannerheimLine）。同年，斯大林和希特勒达成了秘密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作为斯大林不干涉希特勒进攻西欧的回报，纳粹德国将允许苏联吞并波罗的海诸国以及芬兰。9月，德国大举入侵波兰，三个月后，苏联亦以数倍的兵力及数十倍的武器优势入侵芬兰，史称“冬季战争”。虽然芬兰人缺乏足够的军备甚至军装，但相比于他们的众志成城，经历了残酷的“大清洗”运动的苏军却缺乏士气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1940年，“农民和伐木工人之军”在复杂的欧洲环境中被迫接受了“莫斯科和平条约”，苏联以前线的巨大代价最终迫使芬兰割让了大约百分之十的领土。但同时，苏军也将自己名过其实的战斗力暴露在世界面前，并最终导致了纳粹德国于6月下决心制定“巴巴罗萨”计划——在两个月内击垮苏联。至东线烽烟突起时，除了与德国联合外，渴望报仇的芬兰人已别无选择：芬兰“错误地”成为了轴心国中唯一的民主国家。在接下来的二战中，马达汉成为了芬兰元帅，并在芬兰总统的竞选中获得成功。而在二战行将结束之时，芬兰又一次成功抵御了苏联的进攻，这次胜利使其在冷战铁幕下仍然保持了独立，并成为苏联邻居中，唯一的非苏式国家。因为这样一段传奇，这个游驰于新疆之外的马达汉，一直吸引着北欧学（NordicStudy）及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学者的研究兴趣。笔者相信，马达汉回忆录中余下的文字，以及S.Jagerskiold基于原始信件、档案所著的传记，也都有足够的价值继续译介给中国的读者。

　　两本书的译文堪称忠实可靠，并提供了诸多饶益阅读的译注。笔者谨献出偶见的几处疑惑以示请教。《纪行》179页将“HoteldesWagons-Lits”一词误译为“北京大饭店”，实际上应为“六国饭店”，它改建自清朝之太仆寺。《报告》15页谓：“（中国新疆）学校寥寥无几，不出版报纸，也不订阅土耳其报纸。”就语言来说，维吾尔语和远在小亚细亚的土耳其语并非可以直接相通，而且马达汉敏锐地注意到，当时的新疆还未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和泛突厥主义的影响。检《日记》一书可知，这里当系指俄属中亚的“突厥语报纸”。《报告》172页马达汉对唐卡的记录中，“shykshatoa”应即梵文之ākya-sattva（释迦菩萨），书中将此正确地译为“释迦牟尼”（ākyamuni）。但书中将释迦牟尼左右两边的“Tshulma”和“Shtsha-ryzyk”分别译为“韦陀”（梵：Veda，指印度婆罗门经典）和“无量佛”（梵：Amitābha，藏：-pa-me），就难以解释了，即便“韦陀”此处为“韦驮”（梵：Skanda，藏：skyem-byed）之误植，也无法与Tshulma对音。这两者究竟所指为何，尚待方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