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书评》 Dec. 13th, 2009

《百年前走进中国西部的芬兰探险家自述:马达汉新疆考察纪行》

[芬]马达汉著

马大正 王家骥 许建英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187页,29.00元

《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

[芬]马达汉著

阿拉腾奥其尔 王家骥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9年4月第一版

253页,37.00元

马达汉元帅(C.G.Mannerheim,1867-1951)无疑是世界近代史中最为迷人的人物之一。他来自一个瑞典裔的贵族家庭,其家族于十七世纪移入芬兰-瑞典王国属下的一个省。随着近代以来瑞典从一个欧洲强国衰落为相对次要的国家,芬兰也于1809年易手成为依附于俄国的一个自治大公国。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我们很容易在众多研究著作中,看到两个完全不同的马达汉:前一个马达汉,在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担任俄国军官,参加过1904年的俄日战争,杰出地完成了亚洲腹地的情报探险,与沙皇尼古拉二世保持了良好的私交,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俄国出生入死;后一个马达汉,则在十月革命后辞去俄国军职,回国帮助芬兰摆脱俄国而独立,直至1946年辞去芬兰总统职位为止,他几乎都在抵抗俄国的控制和入侵的岁月中度过。同时,对于不同领域的历史研究者来说,马达汉无疑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义:一方面是作为亚洲内陆的科学考察家,他已经开始被中国边疆史、民族史学界广泛关注;而另一方面作为以欧洲东部为活动中心的政治家、军事家,他则在西方近现代史学者的笔端不断被放大。

1906年至1908年,由于俄国总参谋部的指派,马达汉对新疆、甘肃及内地进行了政治、军事、地理、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考察。其行经路线,自俄境塔什干、安集延而至清境喀什噶尔、阿克苏、焉耆、吐鲁番,再由河西、甘陕而终于北京。继王家骥先生据芬兰原文译出《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04年)之后,《马达汉中国西部考察调研报告合集》(下简称《报告》)和《百年前走进中国西部的芬兰探险家自述:马达汉新疆考察纪行》(下简称《纪行》)两本译著的出现,无疑极有益于我们进一步地了解马达汉的这次“骑马穿越亚洲之旅”。由于《纪行》之文字,基本上是马达汉晚年撰写《回忆录》时根据当年的日记(即中文本之《马达汉西域考察日记》)缩编而成,故比较而言,《报告》也就更具原始资料的价值。

《报告》由两个部分组成,前一部分是当年马达汉递交给俄国总参谋部的“军事考察报告”,后一部分则是为芬兰-乌戈尔学会发表的关于“尧乎尔人”的人类学报告。《报告》一书中的“尧乎尔人(Yogur)”,即我国五十六个民族中的“裕固族”,“裕固”二字系建国后依音择吉而改。裕固族由操西裕固语、东裕固语和汉语的三种人构成,其中,东裕固语属于蒙古语族,西裕固语则是突厥语族。和新疆地区的维吾尔族一样,裕固族也是840年漠北的回鹘汗国崩溃后大量回鹘人南迁的结果,“Yogur”一词就是源自“Uygur”(历史上汉译做回纥、回鹘、畏兀儿等等)。《报告》一书中马达汉所编汇的《尧乎尔词语对照表》(页227)已经清晰地显示出,相比于世界上现存的其他任何一种突厥语族语言(如维吾尔语、土耳其语等等),西裕固语是最接近古突厥语的!比如,古突厥语的构词法中,11-19及21-29这些数词是由“1”加上“20”构成“11”,“2”加上“20”构成“12”,并以此类推。由于数词是语际交往中极为常用的静词,所以在突厥语族民族向南向西迁徙的漫长历史过程中,各种现代突厥语都渐渐改成了我们所常见的结构,即以“10”加上“1”表示“11”,并以此类推。但是这种与世界上大部分其他语言都迥异的构词方法,居然被忠实地从如尼字母突厥碑铭和古回鹘文献中一直保留到了现代西裕固语中。有趣的是,马达汉对裕固族人做的体质人类学的调查(页220-226)则显示,与新疆的绿洲居民大多有欧罗巴人种的体质特征不同,裕固族恰恰与曾经的回鹘人一样,基本完全为蒙古人种。马达汉推测这是因为迁入新疆的回鹘人和当时的诸伊朗语民族长期通婚的结果。不过后来吐火罗语的发现证明,新疆也许有大量的早期居民可以直接追溯到原始印欧人的某一支,他们和希腊-罗马人有着更深的渊源,而非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

《报告》一书虽然只能够反映马达汉西域之行的小部分成果(比如他对于卡尔梅克人、哈萨克人的体质人类学报告和绘制的大量地图就未能被包括其中),但也足够体现此次内亚之旅的双重目的:一方面马达汉需要为俄国的军事、政治利益而服务,另一方面也无疑是为了满足芬兰学界对那一片“被遗忘的角落”的浓厚兴趣。这种西域探险的双重目的性,并不仅仅体现在当时的西方探险家,如斯坦因、斯文·赫定等人的身上,事实上从凿空西域的张骞开始,汉地社会的中国人即是如此。如源自张骞使西报告的《汉书·西域传》,就在记录西域的人口、经济状况的同时,着重记录了各国距离都护府的“道里”(路程)以供军事参考;而玄奘法师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同样也部分地是为了满足唐太宗对于边疆地理情况的迫切敏求。从军事、政治的角度来讲,汉地王朝和西域的关系,确如清代军事地理学家顾祖禹于《读史方舆纪要》中所言:“欲保秦陇,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这种地缘政治上的重要性,也同样适用于历史时期与西域接壤的其他北方大国,匈奴、突厥、蒙古、俄罗斯等等莫不作如是观。从文化交流的角度来讲,也由于西域如此的地理条件,梵、汉、藏、突厥等各种语言都能够在此找到遗存,佛教、祆教、基督教(景教)、摩尼教亦曾在此相互影响,它毫无疑问地成为人类历史长河中唯一的“各文明的竞技场”。

长期以来在中国的历史叙事中,西方探险家都是以“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面目出现,他们在中国领土上肆意进行着“文化掠夺”和其他种种“帝国主义活动”。这种过分线条化的描述也许的确道出了某些事实,但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西方探险家进入之前,新疆的古文明遗物并没有能够很好的被我们自己所挖掘、研究、保护?事实上,在斯坦因偷买敦煌文书之前,千佛洞的敦煌卷子已经作为馈品零星出现在汉地官场之中,但是无人注意到其间蕴含的无与伦比的文化价值。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则是西域探险家们带回的织物、雕像、壁画、文书等等,都立刻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并使得欧洲最优秀的相关学者纷纷麇集于此。因为他们知道,在新疆这片考古学的圣地之上,哪怕是一枚小小的残片,也有可能改变我们对历史的整体认知。比如,之前欧洲的阿尔泰学界多持有这样的一种观点,即元代官方所使用的八思巴文由于过于笨重和过度设计,故只能存在于官方系统的文书、印章、碑刻之上。但是马达汉成功找到的一枚《萨迦格言》(Subhāitaratnanidhi)残片就证明:可以书写天下一切语言的八思巴文在非官方的文学领域,被人们长期使用过。

在现实的纷争必然地时过境迁之后,假如我们再以历史的宽容来看待,就能够体会到那些以文化视角为主导的探索对于研究新疆历史与地理、甚至整个中国文化的无比重要性。同样我们以此来反省自我,就可以清晰看到从十一世纪开始,随着汉地与印度的文化交流的结束以及新儒学的兴起和正统化,汉文化开始急剧内转。我们很快丧失了对周边文化的注意力,任何与自身主体相异质的文化,都先天地被认为具有劣等性而无需措意。比如,在明末由耶稣会士带入的西方地理学知识,就在清代被视作衍自《山海经》的齐人野语。一个无法持续地及时地吸取其他文明养料的、内向性的文明,也就无怪会与西方走上大分流之路了。

那么,为何芬兰会在学术上,对亚洲腹地保有如此持续而浓厚的兴趣?这就不能不提及,芬兰一直在文化上被认为是一只欧洲的“孤狼”。芬兰语属于少有的几种非印欧语系的欧洲语言,这种语言地理上的奇异性可以由下列简单事实体现出来:现代英语的静词有三个格位(case),古希腊语有五个,拉丁语有六个,而芬兰语有十四个格位甚至更多!对于这种文化上的异质性,芬兰人坚信自己“根在东方”。从十八世纪起,学者们就一直努力将芬兰人的根源追溯到史前起始于乌拉尔山的——甚至更东的蒙古高原的一次大迁徙。虽然现代史前史研究已经使得这个理论略显过时,但是它仍然生动地说明了当时的芬兰民族意识已经开始萌芽,并产生了构建自身认同的渴求。但是,芬兰人的民族主义真正发育完全,却要晚至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崩溃。马达汉的精神世界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俄帝国时期的马达汉,就像绝大部分的前现代的帝国臣民一样为帝国尽心尽力,此时他对王朝的认同绝对压倒其他一切认同。而当一战结束后,多元一体的帝国纷纷瓦解为多个民族国家,民族认同开始全力地追求与国家认同保持一致,我们的“抗俄英雄”马达汉才会跃至前台。“两个”马达汉在表面上的悖谬,正是体现了在国家认同上,前现代与现代的分裂。

芬兰虽然是一个同时作为西欧和东欧之边缘的“孤狼”,但她也曾在马达汉的率领下迸发过惊人的力量。1920年,虽然赢得了苏联干涉下的内战,芬兰的独立在强大的苏联面前仍然显得十分脆弱。于是,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至1939年,芬兰在卡累利阿地峡附近修筑了一条著名的防御线——“马达汉防线”(TheMannerheimLine)。同年,斯大林和希特勒达成了秘密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作为斯大林不干涉希特勒进攻西欧的回报,纳粹德国将允许苏联吞并波罗的海诸国以及芬兰。9月,德国大举入侵波兰,三个月后,苏联亦以数倍的兵力及数十倍的武器优势入侵芬兰,史称“冬季战争”。虽然芬兰人缺乏足够的军备甚至军装,但相比于他们的众志成城,经历了残酷的“大清洗”运动的苏军却缺乏士气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1940年,“农民和伐木工人之军”在复杂的欧洲环境中被迫接受了“莫斯科和平条约”,苏联以前线的巨大代价最终迫使芬兰割让了大约百分之十的领土。但同时,苏军也将自己名过其实的战斗力暴露在世界面前,并最终导致了纳粹德国于6月下决心制定“巴巴罗萨”计划——在两个月内击垮苏联。至东线烽烟突起时,除了与德国联合外,渴望报仇的芬兰人已别无选择:芬兰“错误地”成为了轴心国中唯一的民主国家。在接下来的二战中,马达汉成为了芬兰元帅,并在芬兰总统的竞选中获得成功。而在二战行将结束之时,芬兰又一次成功抵御了苏联的进攻,这次胜利使其在冷战铁幕下仍然保持了独立,并成为苏联邻居中,唯一的非苏式国家。因为这样一段传奇,这个游驰于新疆之外的马达汉,一直吸引着北欧学(NordicStudy)及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学者的研究兴趣。笔者相信,马达汉回忆录中余下的文字,以及S.Jagerskiold基于原始信件、档案所著的传记,也都有足够的价值继续译介给中国的读者。

两本书的译文堪称忠实可靠,并提供了诸多饶益阅读的译注。笔者谨献出偶见的几处疑惑以示请教。《纪行》179页将“HoteldesWagons-Lits”一词误译为“北京大饭店”,实际上应为“六国饭店”,它改建自清朝之太仆寺。《报告》15页谓:“(中国新疆)学校寥寥无几,不出版报纸,也不订阅土耳其报纸。”就语言来说,维吾尔语和远在小亚细亚的土耳其语并非可以直接相通,而且马达汉敏锐地注意到,当时的新疆还未受到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和泛突厥主义的影响。检《日记》一书可知,这里当系指俄属中亚的“突厥语报纸”。《报告》172页马达汉对唐卡的记录中,“shykshatoa”应即梵文之ākya-sattva(释迦菩萨),书中将此正确地译为“释迦牟尼”(ākyamuni)。但书中将释迦牟尼左右两边的“Tshulma”和“Shtsha-ryzyk”分别译为“韦陀”(梵:Veda,指印度婆罗门经典)和“无量佛”(梵:Amitābha,藏:-pa-me),就难以解释了,即便“韦陀”此处为“韦驮”(梵:Skanda,藏:skyem-byed)之误植,也无法与Tshulma对音。这两者究竟所指为何,尚待方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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