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流派分”与“河网密切”——中国古地图中江南水系的两种绘法

丁一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1年第3期

一、 问题的提出

一直备受世人关注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下简称《大元混一图》),据信主要改绘自产生于元末苏州士人李泽民的《声教广被图》[①],现尚存世六种版本可供我们相互比照[②]。另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大明混一图》,亦被认为大部分源出于李泽民图,且与其它六种“混一图”有着密切的关系[③]。在《围绕〈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之系谱的一种视角》一文中,金田章裕先生将此七幅图作为一组“混一图”系列来处理,并依照水系的绘法将图中大陆部划分为六大区域,从而归纳出:就江南地区(即该文之“中央陆块东部”)而言,“混一图”系列中存在着三种不同的绘法(见图1)[④]。据此,我们可将“混一图”系列分为三组:

绘法A:体现于“龙谷大学本”和“本光寺本”《大元混一图》之中。其特点是水体屈曲且相互完全连接,所描绘的水体密度较大,水体之间的主流、干流关系完全不予以表示(甚至长江也没有被突出表现出来),水体的连通性远远大于地理实际。此处可谓为“河网密切”的形式。

绘法B:体现于《大明混一图》之中。明确地描绘出了干流与支流、湖泊与河流之间的区分,在图中支流是作为线段而非空白区域存在,更未将陆地切割成“岛屿状”。此处可谓为“源流派分”[⑤]的形式。

绘法C:体现于余下的四种版本的《混一图》之中,而以“京都大学本”为代表。较之绘法A而言,其特点为水体的连通性大为降低,所描绘的地区中水体密度变小,可谓恰介于绘法A与绘法B之间。

图1:绘法A(“龙谷大学本”)、绘法B(《大明混一图》)、绘法C(“京都大学本”)[⑥]

本文即试图藉此分类法所阐示出的现象,揭橥出元明清中国地图中两种长期共存的水系绘法,并初探它们的成因及解读方式。再次,藉着本文的结论,本文在“余论”中对当前地图史研究的取径转向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探讨。

 

二、 “地方尺度绘法”的出现

前述三种绘法,又可根据绘图技巧而分为两大类:(一)、绘法A。它不选择直接将河道绘出,而是先在图中将“岛屿状”地区用曲线勾勒出来,然后利用这些“岛屿”之间的空白地带来代表水体的存在。(二)、绘法B和绘法C。它们并不对内陆本身进行线条勾勒,而只是按照主流、干流的顺序勾勒出代表水体的曲线。

在现存的中国古地图中,采取清晰可辨的绘法A的地图,似乎最早可追溯至宋保祐年间初修、元至正年间重修的《重修琴川志》中描绘常熟县的“乡村之图”(见图2)[⑦]。常熟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左昆湖右尚湖,云和塘射其胸,福山塘穿其背,县治前后有横河七道,西受山水东注运河,如琴之系弦”[⑧],因此得名“琴川”。在太湖地区东部诸县中,恰恰是常熟县,被认为“水患独甚于它邑”[⑨],“泽国”、“沮洳之乡”的自谓不绝于各朝方志。正是这种“吴人之命,悬于水利”[⑩]的危机感,催发出绘法A这样一种略显夸张的泽国感观。

图2:《(常熟)乡村之图》

在绘法A构成的系谱中,《乡村之图》后应即是元末李泽民《声教广被图》(可由“龙谷大学本”《大元混一图》窥见)。一方面,作为一幅天下图,该图基本体现了元末江南士人所能通过蒙古世界而获得的最广泛的地理信息;另一方面,在针对绘图者所在地的描绘上,该图也表现出了元代江南所特有的绘图传统。

接着则是《永乐大典》中的《湖州府境图》、《乌程县图》和《湖州府都图》三图,它们均出自成书于洪武十一年(1378)的《吴兴续志》[⑪]。三图以湖州府治东部南北垂直线为界线将地图一分为二,左边水系盖使用绘法B,右边水系盖使用绘法A。就地理言之,湖州府西南部为天目山山脉延伸处之丘陵地带、东南则为太湖盆地之低地,正好适合分别运用不同的绘法。

此后,这种绘法就开始在明代江南地方史志中大量涌现,如《(洪武)苏州府志》中的《吴江县界图》、《嘉定县界图》[⑫]、《(正德)松江府志》中的《松江府境图》[⑬]、《(弘治)上海志》中的《上海县地理图》[⑭]、《(弘治)无锡县志》中的《县境图》[⑮]等等。除府州县志外,明代江南士人同时编绘大量的包含此种绘法的水利及海防文献(见下表)[⑯]

表1:采用“地方尺度绘法”的明代江南水利、海防文献

书名 编纂者 纂者籍贯 采取绘法A的总图 采取绘法A的府、州、县图
《吴中水利全书》 张国维 东阳县 《东南水利七府总图》 《苏州府全境水利图》、《吴县全境水利图》、《吴江县全境水利图》、《常熟县全境水利图》等等
《东吴水利考》 王圻 上海县 《东南七郡水利总图》、《沿海泄水港口图》、《太湖沿边港溇泄水图》、《大江泄水港浦图》等 《长吴二县水利图》、《常熟县水利图》等等
《吴江水考》 沈岱 吴江县 《吴江水利全图》《、太湖全图》、《东南水利七府总图》、《吴淞江全图》、《北至吴淞江之图》《娄江全图》、《白茆江全图》 《苏州府全图》
《三吴水考》 张内蕴

周大韶

吴江县

华亭县

《三吴水利总图》等 《苏州府水利总图》、《长州县水利图》
《筹海图编》 郑若曾 昆山县 《南直隶总图》 《松江府境图》
《江南经略》 郑若曾 昆山县 《吴淞江全图》、《南畿总图》、《苏松常镇四府总图》 《吴县境图》、《常州县境图》等

图3: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东南水利七府总图》(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由于绘法A常用于描绘江南或者江南内部的某块区域,故本文将其称为“地方尺度绘法”。该绘法出现于江南的自然地理基础,是北宋以来太湖流域的景观变迁。满志敏先生即已指出,这个变迁的根本原因是海平面及太湖水位的上升,此现象使得“濒湖地区的低田相继沦为水泽”并“造就了黄浦江水系的发育”[⑰]。王建革先生亦指出,在此背景之下的江南水系,经历了一个自塘浦体系向泾浜体系转变的整体过程,原来的大圩被分割为破碎的小圩,深阔的塘浦不断地淤塞、变窄、变曲,成为更细小的泾浜河,最后形成了复杂繁密的河网[⑱]。以吴淞江为例,原古吴淞江“故道深广,可敌千浦”,但后来渐渐“浅污不能通泄”,于是百姓不得不“松江古河之(外),多开沟港。故上流(日)出之水,不能径入于海。支分派别,自三十余浦北入吴郡界内”[⑲]。在整齐深阔的塘浦体系之下,河道的主干流关系可能还相对明确;但在田土不断破碎化之后,各水体夸张的四溢以及相互的完全连通,就开始变成了江南当地人对于自身地理的共同想象的一部分。[⑳]

另一方面,也正是近世江南繁盛的地方史志编纂活动,使得采用该绘法的区域地图可以大量涌现并广泛传播。就明代的情况而言,江南7府2州40县(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地)共编修了47部府志、12部州志、158部县志,江南地区每府、每州、每县平均为6.7部、6部、40部,远远高于全国每府、每州、每县平均为3.8部、1.7部、1.9部的水平[21]。至清代,直到西方科学化制图法传入之前,这个绘法传统都在有关江南的地图中占据着统治地位[22]。针对宋元地方史的兴起,包弼德先生即曾以个案的形式指出:从12世纪中叶至14世纪早期,在婺州地区出现的地方文献中,方志、文化地理论和传记文学是三种最主要表现形式[23]。本文“地方尺度绘法”亦如此,它起于宋元而盛行于明清,它所体现的泽国景观正可被视为具有地方特性的文化地理论的一部分。

当时江南地区的方志修纂者,是否已经明确意识到这两种绘法间的对立关系?就笔者所见到的材料而言,尚无法对此点予以明证。不过,在“科学”之概念引入以前,构建地图的形式本身就是具有开放性的,这种开放性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古地图不断朝着多种视角、多种绘法并存的方向发展,而非单向度地朝着“精确化”、“计量化”的方向进行渐进式发展[24]。在多系并存的情况下,不同的人群在进行地图绘制之时,自然而然地会从自身地理观念出发对现有版本进行不同程度的沙汰、重构和再传播。即便对于某个参与修编方志的个体来说,选择“地方尺度绘法”或可能是一种无明确意识的行为,但就江南方志图所形成的样本总体而言,“地方尺度绘法”在概率上的绝对优势,已然可被视为一种有关泽国景观的“地方意识”的集体表达。

 

三、 “全国尺度绘法”与“混一图”系列

“混一图”时代之前的石刻全国总图现存有六幅,分别为《九域守令图》[25]、齐刻《禹跡图》[26]、《华夷图》[27]、南宋刻《禹迹图》(与齐刻《禹跡图》同源)[28]、《墬理图》[29]和《舆地图》[30]。若将它们与上三幅图进行一一比对,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些全国总图采用的均为与“地方尺度绘法”相对的绘法A。由于该绘法常出现在大型全国总图或者分省地图集之中,本文将其称作“全国尺度绘法”,其形式即为“源流派分”为主。而前述之带有过渡性质的绘法C,则可认为是受到了两种不同绘法的影响而形成的“混合绘法”。

就江南水系而言,《大明混一图》与《华夷图》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见图4):(一)、在《华夷图》中被过分夸张的长江口,于《大明混一图》中得到了收敛;(二)、《华夷图》中长江下游的流向误为东北,《大明混一图》中则正确地将其旋转了大约三十度。而《大明混一图》与其它的宋代全国总图之间,则没有如此契合的关系[31]

图4:从《华夷图》到《大明混一图》(局部)

图5:彩绘本罗洪先《广舆图·直隶舆图》(局部;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编号G2305.Y8)

 

与今天阜昌石刻《华夷图》类似的各种《华夷图》虽然曾在南宋时期广泛流行[32],但是它与《大明混一图》之间,仍有较长的年代差距。这二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的,应即作为《大明混一图》汉地部分的绘制底图、现已佚的元代朱思本《舆地图》(1320)[33]。幸好,明代后期的全国分省地图集罗洪先《广舆图》中有关汉地的“两直隶十三布政司图”(共16幅分图),即简缩自原朱思本图[34],较之于《大明混一图》可知,二者确实契合甚密(见图5)。

罗洪先《广舆图》在明代曾六次刻印(约1555、1558、1561、1566、1572、1579)[35]、流传甚广,明代如汪作舟《广舆考》、陈组绶《皇明职方地图》、吴学俨等《地图综要》、潘光祖《舆图备考》、薛风祚的《车书图考》、章潢《图书编》等地图集均系以《广舆图》为蓝本,并沿袭了《广舆图》中的“全国尺度绘法”[36]。另外,就明代中期的大型全国总图而言,虽然《王泮题识〈舆地图〉》在绘制过程中[37]很可能以某种方式参考过之前的《杨子器跋〈舆地图〉》[38],但具体到江南水系的绘法上,《杨子器跋〈舆地图〉》系采用“全国尺度绘法”,《王泮题识〈舆地图〉》却已过渡至“地方尺度绘法”。

上述情况均说明,从宋代开始,针对江南地区中国古地图中已经出现了两种绘法对立的局面:这种对立关系既体现于它们各自属于较为固定的文献形式,亦体现于它们在全国地图的局部绘制中可被相互取代(见图6)。

图6:宋元明时期两种江南水系绘法的对立

 

四、 “地方尺度绘法”的解读

在描绘对象为江南以外地区之时,“源流派分”之“全国尺度绘法”似乎能够提供给阅图者更为准确的水文信息,并且更符合我们今天的科学制图标准。采取了“地方尺度绘法”的地图则颇给人以信息模糊之感,故而,在图录著作中这种绘法常被称作“形象画法”(“形象”并非指“具体相貌”,而是指“象征性的大致轮廓”)。其实这些地图更可谓为“得意而忘形”,因为它们的侧重点不在于指出具体的地理知识,而在于映衬出“水乡泽国”的整体意境。这也与中国艺术史的发展趋势相证:文人画在宋代开始兴起,它们的特征即为轻视对于“形”与“似”的追求,而强调“在意不在似”[39],所谓“论画以形似,见于儿童邻”[40],“意不在似,太史公之於文,杜少陵之於诗也”[41],均为此意。

然而,在这样的“意不在似”的绘法之下,水文信息是否可以得到相对准确的表达?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验证“地方尺度绘法”的实用性。

图7:《清天下舆地全图·江苏》

首先,我们试之以晚近的《清天下舆地全图·江苏》(见图7)[42]。该图在采取“地方尺度绘法”之图中颇具代表性,因为它基本源自乾隆元年(1736)刻印的《江南通志·江苏全图》,而《大清一统志》中《江苏全图》则又即源于此图(或此图同时期的其他版本)[43]。在该图中,黄河已经用黄色标出,而纵向的京杭大运河则可循下列地名得出:“清河 → 宝应 → 高邮 → 邵伯镇 → 江都 → 长江 → 丹徒 → 丹阳 → 武进 → 金匮 → 元和 → 吴江”。长江虽未明确标出,但是从“江口”二字上溯即可从上下地名间辨认出长江。其他如黄浦江、浏河、吴淞江、福山浦,则都能在江口处找到小字标注。结合相关历史地理信息[44],我们就可将此图的水系勾勒出来(见上方图12)。

图8:《国朝(清)天下舆地全图·江苏》的水系重绘图

图9:“龙谷大学本”《大元混一图》江南部分(参考小川琢治之1910年摹绘本描绘)

 

龙谷大学本《大元混一图》亦可照上述方式进行转换(见图9)。虽然该图没有明标出长江,但是长江显然即为下列两两地名之间的河道:“含山—竜山,和州—采石,瓜步—江宁,蛇山—钟山,泰兴—镇江路,通州—江阴州,海门—常熟州”(见图9)。常熟州和崑州之间隔有一块注有“许浦、梅[程](里)”的“小岛”,则可知常熟州和此“小岛”之间的空隙代表福山港,而此“小岛”和崑州之间的空隙代表白茆港。虽然《大元混一图》上没有标出“太湖”,对比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清嘉庆十六年《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编号G3200.T3)可知,这应是转绘者的手误,即表示太湖的多边形被误与上方陆地连为了一体(见图10)。

上述重构过程显示,如果阅图者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本地地理知识,那么“地方尺度绘法”下的水体就仍可被还原为更易被现代阅图者所接受的“源流派分”的形式。

图10:《大元混一图》与《大清万年一统天下全图》中的太湖地区

 

图11:龙谷大学本《大元混一图》的水系重绘图

 

五、 余论:地图学史研究的“知识史取径”

在始于1987年的、以布莱恩·哈利(Brian Harley)和大卫·伍德沃德(David Woodward)为首组织的多卷本“地图学史”丛书项目的带动下,“毫无疑问,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整个地图学史已经经过了一个显著的转变”[45]。哈利和伍德沃德将“地图”宽泛地定义为“可以增益关于人类世界中事物、观念、环境、过程或事件之空间性理解的图像呈现”,并揭示出地图并不仅仅是地理实际的数量化呈现,更是一种观念、文化、权力的混合产物[46]。因此,仅从科技史的角度来研究地图学史是明显不能自足的,还更需要转向于与其它人文学科进行结合。这样一种把地图学史研究从“科学”转向“人文”的努力,亦有着深刻的学科范式转变的背景。美国地理学家约翰·莱特(John K. Wright)于1947年即已提出“地理知识学(Geosophy)”的概念,指出地理学家除了需要关注地理信息背后的“科学性”之外,也需要关注空间性知识所呈现的社会、文化、历史基础[47]。用克里斯蒂安·雅各布(Christian Jacob)的定义来说,前一种取径下的古地图是“透明的(transparent)”,它仅被认为是对外在客观现实的模仿,它的现代用途只在于给历史地理学提供考证信息;而后一种取径下的古地图则是“不透明的(opaque)”,它自身的编绘过程、制作过程、文化史背景以及它所表达信息的方式都值得进一步在人文学科的范围内加以挖掘[48]

针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中被滥用已久的“定量诠释法”(the quantitive interpretation),余定国(Cordell D. K. Yee)先生就在他为“地图学史”丛书项目所撰写的“汉地部分”中[49]予以了严厉质疑。余氏的观点非常简明有力:由于中国古地图的演进发展绝非以数量化表达为基础[50](本文所述之“地方尺度绘法”的出现以及中国古代海图系统的演进[51]等等均支持此点),故而,若“将中国地图学视为一个理性的、数学的学科以了解空间,这一观念就会导致无法研究地图的所有功用”[52]。质言之,如若使用单一的、定量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古地图,那么我们就会在研究中或有意或无意地忽视甚至贬低中国古地图的其它价值。余氏亦以自己的工作证明,将艺术史取径引入此项研究是颇具成效的,尤其当我们面对的是王维《辋川图》、汉代《宁城图》这种处于“绘画”和“地图”之间的模糊地带的图像资料之时。[53]

余书所揭明的方法,并非要求我们完全以“艺术史取径”来代替“科技史取径”[54],而是提醒我们需要引纳包括艺术史在内的、更宽广的多重视域来补充过往科技史关照下的相关研究。众所周知,近现代制图学的“数量化表达”的目标,在于最大限度地直接呈现出基于“地理实际(geographical fact)”的科学性知识;恰恰与此不同,中国古地图中的“艺术性”(余氏所指出的“气韵”以及本文“地方尺度”所表达的“水乡印象”等等)常常针对的是一种感性的、高度个人化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此外,古地图中还包含着大量无法与地理实际完全吻合的“地理观念(geographical ideas)”,它们是在历史时期中长期积淀下来的特定知识系统和特定思维模式[55]。故而,

 

 


[①] 该图跋曰:“天下至广也。……其致详难矣,故为图者率皆疏略。惟吴门李泽民《声教广被图》颇为详备,而历代帝王国都沿革,则天台僧清濬《混一疆理图》备载焉。建文四年夏……更加详校,合为一图。”由此可知,清濬图只是提供了一些李泽民《声教广被图》之外的历史地理信息。

[②] 1. 京都之龙谷大学附属图书馆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2. 长崎之岛原市本光寺藏《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3. 熊本县之熊本市本妙寺藏佚名天下图;4. 奈良县之天理市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藏佚名天下图;5. 京都大学文学研究科地理学教室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之图》;6. 东京之宫内厅书陵部藏《混一历代国都疆理之图》。

[③] 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2页。原图为巨幅彩绘(456×386cm),缩小图幅的图版见前揭曹书图1。

[④] 金田章裕「混一疆理歷代国都之図の系譜をめぐる一視角」(藤井譲治、杉山正明、金田章裕編『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学術出版会,二〇〇七年)四四九~四五四頁。

[⑤] 语出[宋]林駉:《源流至论》续集卷10《水利》,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⑥] 分别改绘自《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口絵6、《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图1、《大地の肖像:絵図・地図が語る世界》第452页补图6。

[⑦] 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201。

[⑧]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1《常熟县城内水道图说》,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⑨] 《(嘉靖)常熟县志》卷4《水利志》,《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27册。

[⑩] 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25《钱岱常熟县重浚三丈浦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⑪] 见《永乐大典》卷2275《湖州府》,(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858b、861a、861b页。三幅之中,《湖州府都图》是《湖州府境图》的局部放大图。另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北京)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12页。

[⑫] 《(洪武)苏州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洪武十一年刊本,第81、87-88页。

[⑬] 《(正德)松江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影印正德七年刊本,第7-8页。

[⑭] 《(弘治)上海志》,《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7册),(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11-12页。

[⑮] 《(弘治)无锡县志》,无锡:泰伯文献馆,1950年影印弘治七年本。

[⑯] 表中所列前三种已经收入马宁编:《中国水利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6年)第49-56、58-59、60册,后两种收入文渊阁《四库全书》。

[⑰] 满志敏:《黄浦江水系:形成和原因》,《历史地理》第15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5 – 136页。

[⑱] 见王建革:《泾、浜发展与吴淞江流域的圩田水利(9 – 15世纪)》,《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2期。

[⑲] [宋]范成大:《(绍定)吴郡志》卷19《水利下》,(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点校本,第282、284页。

[⑳] 此绘法的描绘对象,也非完全限于江南及其附近水系。在清代有关广东的地图中,就会偶尔出现将珠江河口之番禺、东莞、香山一带画为“岛屿状陆地”的情况,这也确实与当地地理形势相暗合(见[清]桂文灿等:《广东图说》卷9《东莞、番禺、香山》,同治年间刊本,第9a页)。而采用此绘法描绘福建省内水系的古地图,则似乎尚未被发现。

[21] 见洪焕椿:《浙江方志考》,(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张英聘:《明代南直隶方志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巴兆祥:《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4期,第47-48页。

[22] 甚而即便对于《康熙皇舆全览图》、《彩绘皇舆全览图》、《雍正十排图》、《彩绘雍正十排图》、《乾隆十三排图》这五套使用近代制图法绘制的地图集而言,若仔细对比其中的江南水系部分就会发现,最早的《康熙皇舆全览图》反而是最符合“源流派分”的水系绘制方式,其后诸地图集则在绘制中越来越多地受到“地方尺度绘法”的影响,而显出越来越明显的“河网密布”的特征。

[23] Peter. K. Bol,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ü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1 (Jun., 2001): 72 – 73.

[24] “我们为何会执着于渐进式发展(progression)?答案很简单,实证主义者们虽然试图否定理论框架的存在,但他们的研究仍然是被理论所组织及导向的。地图史的渐进式发展的序列并不是一种从事实中推导出的结论,而是从如何使用及制作地图的诸假定中推导出来的……地图被假定为写实的图像,制图者被假定会制作出尽可能好的(即最为写实的)地图,而地理信息(被假定为)只能在反复实测后得到改进。”(Matthew H. Edney, “Theory an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Imago Mundi 48 (1996): 188)其实,渐进式发展的观念(the notion of progress)本身,就被认为最初产生于近代科学影响下的十八世纪英国,再由英国、欧洲向世界发散。将这种近代观念转用于近代以前的古地图,无疑是持方枘欲圆凿,见Catherine D. Smith, “Why Theor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Imago Mundi 48 (1996): 200.

[25] 图幅为纵100×横100cm,绘于1121年,见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图65《九域守令墨线图》。

[26] 图幅为纵80×横79cm,绘于1136年,见《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图56《禹跡图墨线图》

[27] 图幅为纵79×横78cm,绘于1136年,见《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图62《华夷图墨线图》。

[28] 图幅为纵83×横79cm,绘于1142年,见《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图59。

[29] 图幅为纵197×横101cm,绘于1247年,见《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图72《墬理图墨线图》。

[30] 图幅为纵207×横196cm,约绘于1265~1274年间,见《中国古代地图集:战国-元》图83《舆地图墨线图》。

[31] 比如,《禹跡图》较之《大明混一图》有三点主要不同:(一)没有绘制出巢湖的通江河道(濡须水);(二)、鄱阳湖被画成紧贴着长江的水体;(三)、太湖的主泄河被直接连向了长江。

[32] 见辛德勇:《说阜昌石刻〈禹迹图〉与〈华夷图〉》,《燕京学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新28期。

[33] 有关《大明混一图》之汉地部分来源于朱思本《舆地图》的考证,见汪前进、胡启松、刘若芳:《绢本彩绘大明混一图研究》,《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第54页。

[34] 见 Walter Fuchs (福克司),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Yü-T’u (广舆图版本考), Peiping: Fu Jen University (辅仁大学), 1949, pp. 12.

[35] 详见Walter Fuchs, The “Mongol Atlas” of China by Chu Ssu-pen and the Kuan-Yü-T’u, pp. 15 – 21.

[36] 见任金城:《〈广舆图〉在中国地图学史上的贡献及其影响》,曹婉如等编:《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第77页;诸图集见王自强编:《明代舆图综录》,(北京)星球出版社,2007年。

[37] 图幅为纵180×横190cm,原图绘于1594年,法国国家图书馆藏,见《中国古代地图集:明代》图60《王泮题识〈舆地图〉摹绘增补本》。

[38] 该图有中国旅顺博物馆藏本、日本京都之妙心寺麟祥院藏本、东京之宫内厅书陵部藏本以及京都大学所藏本、韩国首尔之高丽大学仁村纪念馆藏本、首尔大学奎章阁所藏本等等,见井上充幸「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楊子器図の展開」(『大地の肖像:絵图・地图が语る世界』,京都,京都大学学术出版会,二〇〇七)。

[39]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12页。关于此点可参见Michael Sullivan, The Arts of China (4th Edition), Berkeley &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p. 174 – 175.

[40] 费衮:《梁溪漫志》卷7《东坡论石曼卿红梅诗》,(上海)上海书店,1990年,第2b页。

[41]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点校本,第212页。

[42] 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编者认为《国朝(清)天下舆地全图》绘制于约1759~1763年,见《皇舆遐览: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清代彩绘地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70、73页。

[43] 《江南通志•江苏全图》,见王自强主编《康雍乾盛世图》,(北京)星球地图出版社,2002年,第36页;《大清一统志·江苏全图》,见穆彰阿、潘锡恩等纂修:《(嘉庆)大清一统志》卷72《江苏统部》,《续修四库全书》本,第1b页。《江南通志·江苏全图》误将微山湖绘作了大运河的支流、并漏画了睢水及其上源,但是《国朝(清)天下舆地全图·江苏》和《大清一统志·江苏全图》均纠正了这两个错误。

[44]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八册(清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第58-59页。

[45] Richard Talbert & Richard W. Unger, “Introduction”, in Cartography in Antiquity and the Middle Ages:Fresh Perspective, New Methods, eds. Richard Talbert & Richard W. Unger,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8, p.1. 另,虽然B. Harley和D. Woodward分别于1991年和2004年逝世,但该项目(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仍然在进行之中,见其主页:www.geography.wisc.edu/histcart。

[46] J.B. Harley & D. Woodward, “Introduction”,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eds. J.B. Harley & D. Woodwar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1: xvi.

[47] Geosophy是约翰•莱特结合古希腊语γη(大地)和σοφια(智慧、知识)而自创的一个词汇,见J. K. Wright, “Terrae Incognitae: The Place of the Imagination in Geography”,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37.1 (Mar., 1947): 11-12.

[48] Christian Jacob, “Toward a Cultural History of Cartography”, Imago Mundi 48 (1996): 192.

[49] 即《地图学史》第2卷第2册中的“Cartography in China”部分(J.B. Harley & D. Woodward, ed.,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2: 35 – 234)。该部分由余定国先生和John B. Henderson所撰,并不包括与汉地地图学传统殊异的新疆、西藏和蒙古的相关内容。这其中,由余氏撰写的部分又经姜道章改名为《中国地图学史》译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译者对于余氏工作的评论,见姜道章:《二十世纪欧美学者对中国地图学史研究的同顾》,《汉学研究通讯》,第17卷第2期(1998年5月)。

[50] 见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第1章第2节“地图学史的应用与误用:定量方法的缺陷”,第28 – 42页。

[51] 在中国古代航海图中,我们可以找到下列三种不同的知识系列:(一)、“山形水势图”系列(如章巽藏《古航海图》、耶鲁藏《古航海图》等);(二)、“针路海道图”系列(如《海道经·海道指南图》、《海运新考•海运总图》、《郑和航海图》等);(三)、由前两者加工而成的“海防图”系列(如《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乾坤一统海防全图》等)。它们的主要实用性,均非建立在数量化表达之上。

[52] 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第30页。

[53] 见余定国《中国地图学史》,第4章的第7节“地图即画,画即地图”,第170-186页。

[54] 像《辋川图》那样具有高度艺术性的“地图”,在存世的中国古地图中恐怕并非数量占优。由于8世纪后雕版印刷技术的普及,我们甚至可以说,晚近流通程度越广泛的地图,它们所包含的艺术价值就越平庸。

[55] 比如受《山海经》等中国神话影响的朝鲜《天下图》、受佛教影响的日本《南瞻部洲图》等等,见J.B. Harley & D. Woodward, eds.,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2.2: 256 – 267, 371 – 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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