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监司道区划考——兼论元代政治泛区的划分

丁一

《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12年第1期

 

一、 问题的提出

元代的监察机构以御史台、江南行御史台、陕西行御史台(简称内台、南台、西台)[①]为总挈,又以三台下之诸提刑按察司(后改为肃政廉访司,元人另以“察司”、“监司”、“宪司”省称之)为支拄。针对这些机构的建置沿革、监察职能和具体运作等等问题,丹羽友三郎、洪金富、郝时远、堤一昭、李治安等学者已经论述详备[②]。不过,有关诸监司道区划的问题,似仍存有进一步讨论之地。

较之散置于非行省中心地带的宣慰司道,大德元年最终形成的南北廿二处监司道则基本徧覆汉地。依照《提刑按察司条画》所立条例,“提刑按察司官,若分轮巡按所管官司,须得遍历”[③]。按察司的“分轮巡按”之制,后演变为监司官员每年按照包含数路的分司(或称“支郡”)[④]进行巡按,以求贯“提调着各路、监临坐地者”之鹄[⑤]。“须得遍历”,则指监司官员每年须在规定时间内将每道所按地域巡历完整,不能有所疏遗[⑥]。即如延祐三年(1316)《作新风宪诏》中曰:“各道分司若不遍历,百姓利病、官吏贪廉岂能周知!……如不依期出巡及巡礼未遍……听总司申台区处”[⑦]。台宪责权甚多,实际言之,则以“照刷文卷”为主[⑧],即检阅路州府县各级军民官府产生的各种法律及行政文书,故元代有谚曰“廉访司,书吏之权”[⑨]。因此,基本所有会产生地方行政文书的机构,都会有相应的台宪机构进行“遍历”、“照刷”。监司道区划的实际功用,也体现在台官、司官不能够“越道弹劾”,而只能“将各自按治的地面里人言者”[⑩]

对于边疆荒远地区,监司的监察策略与汉地稍异[⑪],具体运行上也有不少权宜之处。比如,延祐三年,允许“地里遥远、卒不能结绝者,许委附近管民廉干正官归问”[⑫];延祐四年(1317),因山北辽东道、西蜀四川道、云南诸路、陕西汉中道等四道地远路遥,诏准监司分两年巡历完整[⑬];后至元元年(1335),元廷另准云南、广海等处“十月初间分巡,二月末旬还司”[⑭]。但是,正如许有壬所言:“若夫边远地面,……,非持宪之人监临弹治,使之有所警畏,殆未易靖也”[⑮],元代监司仍一直保有对土官地区事物的钳制之效。如,《至正条格》中“土官受脏”一条所讨论的内容,就是云南监司查办犯脏土官后向上呈议如何进行处罚[⑯];元统二年,“刑部议得:今后果有招蛮出降有功人等,合令廉访司体覆”[⑰];《元史》中亦载有广西廉访司官员吕思诚痛惩土官于元帅之事[⑱]

 

最早列出廿二道详细区划的是《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其依据是《元史·地理志》(下简称《元志》)中路州的排列顺序[⑲]。不过,《元志》在监司道治所前标列的“某某道肃政廉访司”字样,只表示监署之所在地,而非表示“某某道肃政廉访司”之下列出的路府就归属于该监司按治。故而,完全依照《元志》排序得出的监司道区划,就会与实际情况相出入有差[⑳]

试举一隅以示。对于山东监司道,《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即依照《元志》排序而注明廉访司道和宣慰司道的辖区相同,即均仅领济南、益都、般阳三路及宁海一州[21]。但默书民先生的研究现已指出,“山东东西道宣慰司的辖区有一个由大变小的过程,至大二年以后山东东西道宣慰司所辖仅剩三路一州”,而山东监司道的辖区则“在至大二年以后并没有随着山东东西道宣慰司辖区的缩小而缩小”[22]

假如我们将此研究结果与窝阔台八年施行“画境之制”后的世侯辖区进行比照,即可得知,该片属于山东监司道而不属于山东宣慰司道的区域,正恰是原山东世侯严实的辖境[23]。此后,随着元世祖初年“罢诸侯世守,立迁转法”[24],严实世家的势力开始节节衰退,故此块区域最终在至大二年(1309年)被从山东宣慰司道中完全剔除[25],以使中央张大其在山东地区进行直接控御的能力。而在行政区区划调整的同时,监察区区划并没有、亦无必要产生相应的变化,于是二者之间就出现了龃龉之处(见图1)。

山东监司道与山东宣慰司道(阴影部分为山东监司道所辖之原严实世侯辖境)

山东监司道与山东宣慰司道(阴影部分为山东监司道所辖之原严实世侯辖境)

图1:山东监司道与山东宣慰司道(阴影部分为山东监司道所辖之原严实世侯辖境)[26]

 

因此,如果我们将《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所提及的监司道区划绘于地图之上,我们就会发现在廿二道内部形成了南北各一块空白。其中,南部空白主要为西南夷地,而北部空白则胪列如下:

表1:按照《元志》排序得出的监司道区划中的北部空白

路、州、府名 金代政区
大都路 中都路之大兴府、涿、霸、通、蓟、顺州
永平路 中都路之平、滦州
保定路 顺天军
上都路 西京路、北京路各一部分
兴和路 西京路之抚州
德宁路、净州路、集宁路、砂井总管府 西京路西北部 汪古部(Önggüt)分地[27]
应昌路、全宁路 临潢府路西部 弘吉剌部(Qongγirat)分地[28]
宁昌路 临潢府路东部 亦乞列思(Ikires)分地[29]
泰宁路 临潢府路北部 辽王分地[30]

 

大体而言,北部空白的出现,基本是由于信从《元志》之排列而造成。而对于南部空白,其中有些确为元帝国内部的权力真空地带,有些则可从元代的法律文书、文集、方志内勾稽出它们的归属情况。本文所述区划的断限则为大德七年,一方面是为了与《元志》的断限保持一致,一方面也是因为这是元代政区最终成熟、稳定的时期。

 

二、 内台

元代的监司制度乃遥袭自金制。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章宗“初置提刑司,分按九路”,后承安三年(1198),又因东北地广人稀而省并为八路[31]。但由于提刑司除“纠察刑狱之失”外,尚需“照刷案牍,纠察滥官、污吏、豪滑之人,私盐、酒麴并应禁之事,兼劝农桑”,故一年之后,章宗就将“提刑司”改名为“按察司”[32]。元世祖至元五年(1268)始置御史台,次年始置诸监司[33],“提刑按察司”之名即连缀金制前后之“提刑司”、“按察司”而成。但由于当时汉地的路级政区已经渐增至二十余处,监司辖区只能舍金代监司“路”之称,而附和唐制称作“道”[34]。这也反映出,元初诸监司道的区划,已经与金代诸监司路的区划几乎不存在直接对应的关系(见表2)。元代蒙文中 “路”对译为čölge[35],而跨路区划的“道”却没有直接的蒙文译语[36],这与“道”作为一种常制区划出现较晚有关。

表2:至元十四年以前监司区划沿革

北方诸监司道的实际辖区

北方诸监司道的实际辖区

图2:北方诸道的实际辖区

1. 京畿道

依照金制,金中都是属于中都西京路按察司按治[37];而元制中,大都路却不属于任何宪司按治,而是由御史台察院之监察御史进行巡按[38]。至元十三年王磐疏中称,各路州郡“惟赖按察司为之申理”,而“京畿州县”则“有御史台纠察四方之事”[39],京畿即为大都路。依照《至正金陵新志》所载,南台、西台治所所在之集庆路与奉元路,均“比京畿……径行御史台按治”而不归廉访司按治[40]

至元六年圣旨中有所谓“各处刑狱冤滥……在内监察御史、在外廉访司即与有司正官详加审理”[41];又常见有“在內者,令监察御史体覆,在外者,令各道廉访司体覆”之谓[42]。在元代硬译体汉文中,“在内”一般为γol-un(豁侖)的译语[43],γol则有“中翼”、“中间”、“直属地”之意;“在外”则为γadanadu(合答纳都)的译语[44]。因此,上引文“在内监察御史”即指“在三台直属区内进行按治的监察御史”,而“在外廉访司”即指“在三台直属区外进行按治的廉访司”。

元代史文中又数见监察御史巡按“京畿东道”之谓,如《南台备要·佥补站户》就载有监察御史照刷大都路通州三河县文卷之事[45]。其中“京畿东道”所指,大致为大都东部的檀州、顺州、通州、蓟州等处[46]。另外,成宗以后元廷常有派遣奉使宣抚按诸道监察天下之举,如仁宗延祐年间阔阔出、潘昂霄即曾“奉使宣抚京畿西道”[47];《元史》载泰定二年和顺帝至正五年两次奉使宣抚亦均设有“京畿道”。奉使宣抚为元廷临时之举,它的区划多是拼凑已有之监司道区划而成,此之“京畿道”、“京畿西道”自当是承自监察御史巡历时的区划名称。

 

2. 保定路

元至元六年的四监司道各道过于宽远,以至于“一出巡按,动经半年,往返万里”[48]。《经世大典·治典·官制》记载,至元十二年,因“山东东西道、河北河南地道里阔远,难以巡历”,世祖诏令“于两道内外出真定、顺天、河间、大名、顺德、洺磁、冠、(思)[恩]及清沧运盐之地”为燕南河北道”[49]。保定路,即至元十二年改名自顺天路[50]。王恽任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时曾纠弹“恣意乱行、略无忌惮”的保定路总管[51],孛朮鲁翀“为燕南宪副”时亦曾“谳囚保定”[52],均可证明保定路确实属于燕南河北道。

3. 兴和路、上都路;汪古部分地(德宁路、净州路、集宁路、砂井[府]路)

按《元志》之排列所得的河东山西道,仅按治冀宁、大同、晋宁三路,未免幅员过于偏枯。实际上却并非如此。至元八年元世祖曾诏令:

以平阳(按:后改名晋宁路)、太原(按:后改名为冀宁路)、西京(按:后改名大同路)、隆兴(按:后改名兴和路)、上都为一道,置司太原,为河东山西道。[53]

引文已经提及,兴和路、上都路归河东山西道监察,故而上都留守司会因受河东山西道按治而谤言于世祖[54]。该四路于元中期自西京路析置,西京路本归于河东山西道,故该四路亦如周清澍先生所言归河东山西道按治[55]

大概由于该地区人口稀少,至元二十四年,元世祖诏“省太原提刑按察司分置西京者入太原”,这里被省并的是西京分司(即“太原提刑按察司分置西京者”),而不应如《元史》点校者所理解的那样省并的是“太原提刑按察司”[56]。另外,《元志》称兴和路为“内辅”,这大概与“三辅”、“近畿”等习语类似,只是对京师附近路州的泛称,而并非指兴和路应被算入“京畿道”之内。

4. 弘吉剌部分地(应昌路、全宁路);亦乞列思部分地(宁昌路);辽王分地(泰宁路)、永平路

五路中泰宁路、宁昌路属辽阳行省,其它三路则属中书省直辖[57]。前已有学者提及,在监察上五路均归山北辽东道按治[58]。《至正条格•条格》卷34《狱官•台宪审囚》中则明确指出,弘吉剌部内部的行政机构如王傅府、钱粮总管府、怯怜口都总管府和断事官衙署等,均须受山北辽东道廉访司按治[59]。苏天爵亦记载道:

至元十七年,(王忱)由宿卫东宫拜朝列大夫、山北辽东道提刑按察副使。……辽霫多宗王分地,傔从时纵狗马出蹂民禾,民厌苦之。公绳以法,彼遂敛避不敢犯。[60]

虽然应昌路、全宁路、泰宁路、宁昌路地分别于至元二十二年(1285)、大德七年(1303)、延祐四年(1317)、至治二年(1322)方升置为路,但在此升置之前,这些分地已归入监司道按治。“辽霫宗王”受监司节制,正是为防止诸王领地成为内部独立的单元而采取的制度设计。

1257年,平滦路(后改名永平路)从原金代中都路中析置出,在行政上归于东边之中书省直辖[61]。为何在监察上永平路归辽东道而非燕南河北道?这恐怕是因为平滦路在丙申分封时封予了成吉思汗幼弟斡赤斤(Ötčigin)[62],使得此路在行政性质上更近于东道诸王、特别是辽王分地所在的辽东。乃颜之乱后辽王一系在此路的分地被元廷褫夺,但该处归辽东道按治的关系并没有改变[63],大德十一年,元廷又以永平路为弘吉剌部鲁国长公主分地[64]。《大元方舆胜览》将平滦路置于燕南河北道,恐误。[65]

5. “北京道”

《元史·本纪》载,至元二十四年七月“移北京道按察司置豪州”[66]。《元史本证》案语道:“《(百官)志》无北京按察司,未详”[67]。郝时远先生已指出:由于辽东道置司之大宁路原称北京路,故北京道即辽东道;但“山北辽东道何时自豪州迁回大宁路,已史籍无考”[68]。其实,《宪台通纪》中恰有一条可以补充此点:

【并海西辽东道入山北东西道按察司】

至元二十五年二月初七日,本台官奏:女直田地里有的按察司,他每管下的地面里,昨前日那里行来。寻思呵,民户也少,不须立按察司的一般。把那按察司罢了,并入北京的按察司里来呵,怎生?奏呵,“那般者。”么道,圣旨了也。钦此。[69]

“女直田地里有的按察司”(蒙文可拟构为*jürčet-ün qajar-a büküi an-ča-si),显然即指“海西辽东道”。至元二十四年迁豪州前一月,哈撒儿后王失都儿所部铁哥率军欲取豪州与懿州,元廷敕令北京路戍军千人赴救[70]。显然,将监司迁至豪州,应是督军之举。当年乃颜之乱结束后,辽东道即应已迁回北京(即大定)。

姚燧《牧庵集》中曾出现过两次“山北辽西道”之名,此为“山北辽东道”之植误,还是在分出海西辽东道之时“山北辽东道”即被改作“山北辽西道”?其实,分置出的海西辽东道大致在原山北辽东道之北,“北京道”仍包含了整个辽东半岛。故而,将“北京道”称作“辽西”似非顺当,依上引文仍作“山北东西道”较为合理。

至元二十一年(1284),“亦力撒合察其(按:指乃颜)有异志、必反,密请备之”[71]。海西辽东道设立于此前一年,可见海西辽东道并非专为弹镇东道诸王而设。正是在设立该司的同一年,元世祖另将巩昌按察司西迁至甘州而为河西陇北道,并增置云南道、析置海北广东道[72]。这些举措或许可以表明,在无法将全套汉地行政制度移植至其他非汉地领土的情况下,元廷开始试探性地将汉地监察制度在帝国边缘地带进行推广。

 

三、 南台、西台

江南行御史台所按治的十道区划,大致已经由《至正金陵新志·南台按治三省十道图考》(下简称《图考》)[73]一文所阐述明确。而西台之西南夷地区,自元代起就作为“帝国之内部空白”而存在,明人谓之为“心腹之蠹”[74],直至清代改土归流大致完成之后方才成为直接行政控制的地区。监司道区划中西南的“内部空白”,大体即存在于以土官为主的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地区。

在行政管理方面,虽然元代仍然在云南地区仍保留了与唐宋之羁縻府州性质类似的“羁縻路”(详见后文),但明清土司制度的内部层次结构,业已基本成形(见图3)[75]。不过,元代官制中尚不能直接依靠官名来区分土、流两个系统,职官还处于“土流难辨”的阶段[76]。至明代,一方面元代的土官系统的官阶被完全保留,而另一方面汉地行政职官又被大幅修改,遂使得明制中土官和流官基本可以被直接区分开来,土司制度才可谓正式确立[77]。由于存在上述复杂性,本文在考察西南夷地区的监察区覆盖情况之前,就不得不先探清该地的行政建置。《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元代卷》[78]已经对有元一代政区进行了基础性的梳理、探绎,下文仅在必要处做一些补订性的考察。

元代行监察机构的按治范围

元代行监察机构的按治范围

图3:元代行监察机构的按治范围

 

1. 八番顺元宣慰司(西蜀四川道廉访司)

至元二十八年(1291),出于交通上的考虑,元廷将该地区割与湖广行省[79]。此前,该地则长期隶属四川行省。至元二十九年,八番宣慰司与顺元宣慰司重组为八番顺元宣慰司,同时,罗甸宣慰司改为普定府而归云南行省[80]。由前述山东监司道之区划已知,政区的变化未必导致监察区产生相应变化,故《图考》曰:

其八番顺元宣慰司都元帅府:新添葛蛮都云定云等处新得州军民安抚司(引者按:此为新添葛蛮安抚司之全称),思州、播州军民宣抚司,管辖金竹、镇远(应为“定远”之误)诸府。隶西台四川廉访司按治。……以上系湖广行省地面。

可知,虽然在行政上八番顺元宣慰司改归湖广行省管辖[81],但在监察上它却归西蜀四川道监察[82]。延祐三年,八番顺元地区“牒诉纷虺、狴犴充斥”,元廷不得不派出西、南两台监察御史与中央之刑部侍郎共同前往鞠罪[83],正体现出此处的两属特征。

《元志》中还另有罗番、程番、金石番、臥龙番、小龙番、大龙番、洪番、方番、卢番等九处安抚司以及顺元宣抚司。九处安抚司加上至元后期设立的新添葛蛮安抚司,正好合于《元史·百官七·安抚司》及《元典章》卷7《吏部•官制•内外文武职品》所胪列之湖广行省的十处正三品安抚使;顺元宣抚司加上思州、播州二宣抚司,也恰与《元史·百官七·宣抚司》中所列之宣抚司相合。或许是因为此九处安抚司多未置达鲁花赤[84],至治二年,英宗将此九处安抚司合为“八番军民安抚司”[85],并委任蒙古人担任此一安抚司之世袭的达鲁花赤[86],有诗文亦显示此机构中有汉人流官任职[87]。依元制,宣抚司或安抚司下不会再辖宣抚司或安抚司,故原九处安抚司应均被改为遏蛮军、武盛军、太平军、南宁州、静蛮军、应天府、永盛军、河中府等而辖于合并后的八番安抚司,此即朱思本在《八番释》中所说的“(八)番各有府、州、军名”[88]。当然,原九处安抚司在合并之后,恐怕更未设有单独的达鲁花赤。

元代八番顺元宣慰司的结构

元代八番顺元宣慰司的结构

图4 :八番顺元宣慰司的结构

 

2. 庆远南丹安抚司、左右两江地区(西蜀四川道廉访司)

《元典章·兵部》提及至元三十一年有一劄公文议论“庆远路总管粘合守忠邀功冒赏等事”,御史台要求这劄公文须先由“本道廉访司”体察。[89]大德元年,南丹安抚司被并入庆远路而形成庆远南丹安抚司,由至大年间所撰《图考》可知,其所属仍为岭南广西道。

虽然广西两江宣慰使司都元帅府要受岭南广西监司道按治[90],但据《图考》可知,广西宣慰司之下的“左右两江:来安、思明、太平、镇安、田州五路及沿边溪硐、州县,不属廉访司”。个中原因在于,面对“广西两江岑雄、黄圣许等屡相雠杀、为边患”的局面,元政府不得不采取谢让所言之策而放弃武力弹压的企图,盖“此曹第可怀柔,不宜力竞。宽其法以縻之,使不至跳梁可也”[91],故广西宣慰司只是在名义上对两江地区有军事控御的权力。后至元二年(1336)岑世兴反叛之时,受遣宣谕的王谨所言“(尔)世据此,土民不知有朝廷”,正与朱思本所提及的“非有城池兵甲,又非有贡赋之益、徭役之奉”情况相符[92]

 

3. 绍庆路等处沿边溪洞宣慰使司(不属监司按治)

《元志》“沿边溪洞宣慰使司”条谓:

至元二十八年,播州杨賽因不花……言:“向所授安抚职任隶顺元宣慰司,其所管地于四川行省为近,乞改为军民宣抚司,直隶四川行省。”从之。以播州等处管军万户杨汉英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使、行播州军民宣抚使、播州等处管军万戶,仍虎符。汉英,即賽因不花也。[93]

可知“沿边溪洞宣慰司”原称为“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司”,并且它的使衔为实授官。珍州(明之真州司)、南平(明之南坪关)均为杨氏祖袭之地,绍庆则是珍州东北之绍庆路。如前所提及,至元二十九年,播州又重改隶于新成立的八番顺元宣慰司,珍州、南平二地应即是此时如《元志》所列出的那样改辖于播州之下。划出二地之同时,原“绍庆珍州南平等处沿边宣慰司”即很可能被改称为“绍庆路等处沿边溪洞宣慰使司”[94],又简称“沿边溪洞宣慰使司”。它即对应于《元典章》卷7《吏部一•官制•各道宣慰使》中所列出的“沿边溪洞宣慰使”。虽然史料显示永顺地区有着不小的汉化程度[95],但《元史·百官七·安抚司》仍然指出“师壁洞(安抚司)……永顺等处(安抚司)散毛洞(安抚司)……不置达鲁花赤”[96],故它们应不属监司按治(见图5)。

元代绍庆路等处沿边溪洞宣慰使司(治绍庆路)下的机构设置

元代绍庆路等处沿边溪洞宣慰使司(治绍庆路)下的机构设置

图5:绍庆路等处沿边溪洞宣慰使司(治绍庆路)下的机构设置

 

4. 叙南等处诸部蛮夷宣抚司、永宁路(四川道廉访司)

大德七年(1303),元成宗诏降叙州宣慰司为“叙南等处诸部蛮夷宣抚司”[97](又简称为“诸部蛮夷宣抚司”),“正三品,其令译史考满,比各路司吏人等,一体迁用奏差,行省定夺”[98],它的行政级别基本与“路”相当。原叙州宣慰司无疑辖有叙州路;叙州宣慰司降为叙南宣抚司后,则应不再辖有属于流官系统的叙州路,而仅辖有叙州路以南之蛮夷地区:包括上罗计长官司、下罗计长官司、四十六囤蛮夷千户所及该地其他蛮夷长官司。

《元志》此段系直接改自记录大德七年前之“叙州宣慰司”的相关史文[99],但又未再依照新的辖属关系调整原来的编排顺序。故而,《元志》会在“叙南等处蛮夷宣抚司”后误列出叙州路和马湖路二路。

元代四川南道宣慰司(治重庆)下机构设置

元代四川南道宣慰司(治重庆)下机构设置

图6:四川南道宣慰司(治重庆)下机构设置[100]

 

元代四川监司道的按治范围

元代四川监司道的按治范围

图7:四川监司道的按治范围

 

5. 归州(山南湖北道廉访司)

河南江北行省的设立(至元二十九年,1292),使得原湖广行省的江北部分基本被划入了河南江北行省;而仍然留在湖广行省内的归州、汉阳府二地,则以犄角之势一左一右地楔入江北。由于原山南江北监司道(治荆南,故又简称荆南道,大致相当于宋代荆湖北路)地跨两个行省并且“错壤江之北南”[101],故而不久,山南江北监司道中的江南部分就被分立为新的江南湖北监司道。然而,作为湖广行省之北向“犬牙”的归州,究竟归于何者按治?

归州附近的地理形势

元代归州附近的地理形势

图8:归州附近的地理形势

 

归州(辖秭归、巴东、兴山三县)地形殊胜,“左荆湘、右巴蜀,面施黔、背金房,大江经其前、香溪绕其后”,向为楚蜀门户[102]。巴东县下与湖广行省主体部分之间隔着一块夷地,它在元代的归属情况现已难以探明[103]。不过仅就交通言之,自湖广行省北溯清江支流进入归州的道路梗阻艰蹇,而穿过河南江北行省南部进入归州(即自黄家元站逆溯长江至建平站、万流站)之水路则是捷径(见图8)[104]

《宪台通纪·立鄂州肃政廉访司》提到,由于原湖广行省的江北部分划分给河南江北行省后,原荆南道剩下的“江南里底九个城子,地面也宽有,依在先体例鄂州立一处廉访司(按,《元史》作‘鄂州等九郡境土亦广,宜复置廉访司’)”[105]。《图考》一文中已经列出,这九郡即为武昌、岳州、常德、澧州、辰州、沅州、兴国、靖州八路、汉阳一府,不包括主体在江北的归州。归州行政上属于江南之湖广行省,这是出于犬牙相入的区划原则;监察上属于江北之山南湖北道,则当出于山川行便的区划原则。

 

6. 云南诸路

碑刻、传记资料显示,云南地区监司的正式名称是《经世大典·治典·官制》中的“云南诸路肃政廉访司”[106](承自至元二十七年的“云南诸路行御史台”),而非《元志》中依照其它道命名规则而擅改成的“云南诸路道肃政廉访司”。少一个“道”字的原因大概在于,云南监司之按治对象其实仅为云南行省境中的一部分行政单位。

云南行省的政区可以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元代常制中的土流参用的路级政区,可称为“常制路府”;第二类则为纯粹羁縻性质的路级政区,可称为“羁縻路府”。有两点判分标准可将二者区分开来:(1)“羁縻路府”基本上均位于行省的边裔地带;(2)“羁縻路府”仅仅单独存在,其下不再辖有任何其它的府州县。从制度史的角度来看,“羁縻路府”,显系唐宋羁縻府州制度的直接遗存。

依照《元史·兵志》的记载,云南行省中各路军民屯田依次为:乌蒙路(5700户)、中庆路(4906户)、大理路(4341户)、临安路(2588户)、曲靖路(2240户)、威楚路(1533户)、澂江路(429户)、建昌路(284户)、鹤庆路(252户)、仁德府(180户)、德昌路(141户)、乌撒路(114户)、东川路(86户)、会川路(40户)。可见,大部分的“常制路府”都设有军民屯田(见图9)。

《元志》在乌撒乌蒙宣慰司后面附有“木来(路)军民府”等十八处路府[107],这十八处路府在地理上大多位于澜沧江西南、深入今缅甸、老挝、泰国诸地。就地理言之,恐绝不应以《元志》排序为准,而认为它们遥领于云南行省东北角的乌萨乌蒙宣慰司(见图9)[108]。其实,正由于“羁縻路府”本身不能与“常制路府”相提并论,故我们只能认为《元志》此处仅将其缀录于“常制路府”之后而已,并无他意。剔除了所有“羁縻路府”之后、缩小了略一倍的诸路府,范围与明代的云南省大致相当,这才应是元代云南监司的真正按治范围。

元代元代云南行省的内外两条边界

元代元代云南行省的内外两条边界

图9:云南行省的内外两条边界(黑体所标为“常制路府”,楷体所标为“羁縻路府”)

 

7. 吐蕃等处宣慰司(陕西汉中道)

《元史•世祖九》记载,至元二十年(1283)七月世祖“命按察司照刷吐蕃宣慰司文卷”,此“吐蕃宣慰司”当指处于今甘肃青海交接地带的、治于河州路的“吐蕃等处宣慰司”,而非西藏内部的“吐蕃等路宣慰司”。由日本龙谷大学藏之《(大元)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在甘青处所标之“陕西汉中道按治吐蕃地”可知[109],吐蕃等处宣慰司虽然行政上归宣政院管辖,但在监察上仍属最邻近的陕西汉中道按治。

 

表3:元代监司道区划

《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中所列出的诸道 本文所作补订
燕南河北道 真定、顺德、广平、彰德、大名、怀庆、卫辉、河间、东平、东昌、济宁十一路;曹、濮、高唐、泰安、德、恩、冠七州。 增保定路。

减东平、东昌、济宁三路及曹、濮、高唐、泰安、德州五州。

山东东西道 济南、益都、般阳路三路;宁海一州。 增东平、东昌、济宁三路及曹、濮、高唐、泰安、德州五州。
河东山西道 冀宁、大同、晋宁三路。 增上都、兴和、德宁、净州、集宁、砂井五路及砂井总管府
山北辽东道 大宁、辽阳、广宁府、沈阳、开元、水达达六路;咸平一府。 增永平、宁昌、泰宁、应昌、全宁五路。
山南江北道 中兴、峡州二路,安陆、沔阳、德安三府,荆门一州。 增归州。
陕西汉中道 奉元、延安、兴元、巩昌四路,风翔、平凉、临洮、庆阳四府,邠、泾、开成、庄浪、秦、陇、宁、定西、镇原、西和、环、金、静宁、兰、会、徽、阶、成十八州。 减奉元路。

增吐蕃等处宣慰司。

西蜀四川道 成都、嘉定府、广元、顺庆、永宁、重庆、夔州、叙州、马湖九路,潼川、绍庆、怀德三府。 增八番顺元宣慰司、沿边溪洞宣慰司。
云南诸路 中庆、威楚、武定、鹤庆、云远广南西、丽江、东川、茫部、普安、曲靖、澂江、普定、建昌、会川、临安、广西、大理、蒙怜、蒙莱、柔远、茫施、镇康、镇西、平缅、麓川、乌撒、乌蒙、木连、蒙光、木邦、孟定、谋粘、孟隆、木朵、太公、和泥、孟肙三十九路,车里、木安、孟杰、仁德、柏兴、南甸、顺宁、蒙庆八府,南赕、宁远州、银沙罗甸司 减云远、广南西、普安、普定、蒙怜、蒙莱、柔远、茫施、镇康、镇西、平缅、麓川、木连、蒙光、木邦、孟定、谋粘、孟隆、木朵、太公、和泥、孟肙二十二路,车里、木安、孟杰、南甸、蒙庆五府,南赕、宁远二州,银沙罗甸司。
江南浙西道 杭州、湖州、嘉兴、平江、常州、镇江、建德七路,松江一府。 增江阴州[110]
江东建康道 领宁国、徽州、饶州、集庆、太平、池州、信州、广德八路,铅山一州。 减集庆路。
江南湖北道 武昌、岳州、常德、澧州、辰州、沅州、兴国、靖州八路,汉阳一府,归州一州。 减归州。
岭南广西道 静江、南宁、梧州、浔州、柳州、思明、太平、田州、来安、镇安十路,平乐一府,郁林、容、象、宾、横、融、藤、贺、贵九州。 增庆远南丹安抚司。

减思明,太平,田州,来安,镇安五路。

 

五、兼论元代的政治泛区

周振鹤先生曾剖判出理解中国传统政治地理格局之关捩所在:秦汉以降,九州制所代表的“分块式结构”和五服制所代表的“圈层式结构”是两种最基本的政治地理形态,前者“所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核心区与边缘区的理想关系”,后者则“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如何进行政治分区以实际管理的实际体制”[111]。其实,在蒙古传统中也有一种基于游牧文化的基本政治地理形态,那就是中翼(γol-γar)直辖、左翼(jegün-γar)与右翼(baraγun-γar)分封的“三翼结构”。在蒙古帝国形成之后,成吉思汗自领之地被称作中央兀鲁思(γol-un ulus),左翼(东道)为诸弟封地,右翼(西道)为诸子封地,封主又可以在自己兀鲁思内继续采用同样原则进行再次分封。只是这种结构原则在蒙元王朝的行政制度中,仅若隐若现而已[112]

 

元代元代云南行省的内外两条边界

元代元代云南行省的内外两条边界

在中国历史上,元朝和清朝这两个北族王朝,其实已经局部地突破了内外荒三层结构[114]。它们的突破性主要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点:(一)、在元、清的前中期,军事核心区与政治核心区完全相互分离(元、清建都于中原而以蒙古、辽东为军事根本),帝国内部政治并非围绕着一个绝对的中心区展开;(二)、就政治制度及主流文化而言,由于两大帝国并不可能使所征服的诸政治实体完全融合、均质化,故它们在内部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正如虞集所言:“国家并包宇内,封畛之广袤,旷古所未有也。……奇怪物变、风俗嗜好、语言衣食有绝异者,史不胜书也”[115];萧启庆先生之研究亦指出,元代统一南北后汉地和江南在“意识形态、族群政治参与、民族融合以及阶级鸿沟”方面的统合其实均“较不成功”[116],并没有融为一体。在元朝,虽然这种多元性虽然没有被实体化而成为正式政区[117],但是在作为集体政治身份制度的四等人制以及跨行省的三台政治区划的背后,这种多元性还是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影响。

《元典章》中有大德五年(1301)、皇庆二年(1313)两份内容有关如何处理畏兀儿人和哈密里人相关的事宜的圣旨[118],它们是对一份元世祖后期圣旨的重新颁定。前一份圣旨提到了元帝国内的五块“田地(γajar)”[119]:一、汉儿田地(Jauqut-un γajar[120]);二、蛮子田地(Manzi-yin γajar[121]);三、河西田地(Tangγut-un γajar[122]);四、哈剌章田地(Qara-jang-un γajar)[123];五、畏吾儿田地(Uiγur-un γajar)。在后一份圣旨中,“畏吾儿田地”已经被剔除,原因大概在于此时新疆地区已经长期为察合台汗国所占有[124]。还剩有两块“田地”未被该圣旨所提及,即宣政院辖下的“西番田地(Töbed-un γajar)”和元代作为“祖宗龙兴之故地”[125]的“达达国土(*Mongγol ulus)”[126]。这七块“田地”大致保留着蒙古征服前诸政权的疆界范围,作为一种观念性的、虚体的政治区域划分,本文暂称其为“政治泛区(pan-region)”[127]。至元十五年的畏兀儿提刑按察司(至元十八年罢)、至元十九年的河西行御史台(至元二十年罢)、至元二十七年的云南行御史台(后迁至陕西),均可看作为元世祖一度试图赋予此三处政治泛区一定的实体性功能。

大德元年陕西行御史台的确立,意味着“汉儿田地”和“河西田地”又进一步被整合为“内台区”和“陕甘蜀区”两个政治泛区。后者之范围,大致即为1262年至1271年间未分出甘肃、四川两地时陕西四川行省之境:它以奉元路为中心,而由陕西余下部分、河西陇北监司道、四川监司道组成一个外围的半圆弧状地带。陕西行台是为“镇遏”“迤西”“紧要地面”[128]而设立,这显然和元廷与西北诸王之间的拉锯战有着直接关系。正是在外部武力的压迫下,原来的“河西田地”逐渐失去了单独的政治泛区的地位[129]。而由于元朝对四川的征服是由陕西自北向南楔入,故元代四川地区在政治、军事上与陕西汉中紧密相连,自北向南地呈现出分层控制力递减的结构(见前图7)。与四川不同,蒙元王朝与大理段氏共治下的云南地区,则仍然保留了内外三层的独立结构:大理国时期以段氏之大理和高氏之善阐府为主的政治中心(即洱海、滇池一线),在元代以中庆路和大理路的形式得到了保留[130];其外则是由“常制路府”构成的次外层地域,即云南行省的行政控制力所能达到的实际范围;再外是由“羁縻路府”构成的最外层地域,即名义上归属云南行省的诸地区(见前图9)。

 

表4:元代的六大泛区

政治泛区 中心地带 所含政区 主要族群 原属政权
“达达国土” 和林 岭北行省 蒙古人(Mongγol)
内台区 大都路 中书省、河南行省、辽阳行省 汉人(Jauqut)
“江南田地” 长江南岸诸路 江浙行省、江西行省、湖广三行省 南人(Nangγiyas) 南宋
陕甘蜀区 奉元路 陕西汉中监司道 汉人(Jaqut)
四川监司道 南宋
河西陇北监司道 河西人(Tangγut) 西夏
“哈剌章田地” 中庆路、大理路 云南行省 西南夷(*Jang) 大理
“西番田地” 萨斯迦 宣政院辖地 西番人(Töböd)

 

元亡后,叶子奇曾将它的亡因归于一点,那就是元廷采取偏歧的地域政策而无法做到“天下至公”:“内北国而外中国,内北人而外南人。……王泽之施少及于南,渗漉之恩悉归於北。……贫极江南,富称塞北”[131]。一个朝代的灭亡必然有各方面的直接原因和各种偶然因素,未必需要找出唯一的“根本原因”。但叶氏之论起码提示我们,观察元代政治与社会之最为宏观层面上的单位并非行省,而恐应是基于征服前政治实体、自然地理、族群构成等等因素而形成的跨高层的“政治泛区”。


[①] 御史台在蒙文中音译为üši-tai(见1362年蒙汉合璧《忻都神道碑》第39行,F. W.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 HJAS 12.1/2 (Jun., 1949): 66);“江南行御史台”的对应蒙文的汉译作为“江南田地里行台”(《元典章》卷6《台纲·照刷·台官不刷卷》),可拟为*Nangγiyas-un γajar-a qing-(üši)-tai;“陕西行御史台”的对应蒙文的汉译为“京兆行台”、“京兆府有的台”(《宪台通纪·复立京兆廉访司》,《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53页等),可拟为*ging-čau-fu-da büküi (qing-üši)-tai。两行台之汉文正式名称的确立,则要晚至大德元年十月(《南台备要·立行台名字》,《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129页)。

[②] 见丹羽友三郎『中国元代の監察官制』(東京:高文堂出版社,1994);洪金富:《元代监察制度的特色》,《成功大学历史学报》,1975年第2期。关于元代各宪台、各监司的设置和治所变迁,可参见郝时远:《元代监察机构设置辑考》,《中国民族史研究》第1辑,(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年,第39-70页;郝时远:《元代监察制度概述》,《元史论丛》第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李治安:《元代行御史台述论》、《元代肃政廉访司研究》,收入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南台的成立军政背景,参见堤一昭「元朝江南行臺の成立」(『東洋史研究』,第54巻,第4号,1996);丹羽友三郎「元代における御史台に關する一研究」(『三重法藏』,第14号,1963);丹羽友三郎「元代における御史台の機構と職能ついて」(『三重法藏』,第15号,1964);丹羽友三郎「元代における地方監察官の分巡はついて」(『名古屋商科大學論集』,第10号,1966);丹羽友三郎「元的西台」(『名古屋商科大學論集』,第12号,1967);丹羽友三郎「元代の監察官制に關する研究(1、2)」(『三重法藏』,第94、95号,1992)。

[③] 《元典章》卷6《台纲二·察司体察等例》,洪金富汇编并点校:《元代台宪文书汇编》,(台北)中研院,2003年,第215页。本文获益于此书颇多,后有引文之处但注页码。

[④] “支郡”之谓,见《宪台通纪续集·守郡分司》,《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87页)。《南台备要》提及益都等处分司(山东道)、淮安等处分司(淮东道);《元典章》提及常镇江阴分司(浙西道)、怀孟路分司(河南道)、台庆等路分司(浙东道)、广平分司(燕南道)、申郴桂等处分司(湖南道)、吉赣分司(江西道)、袁瑞分司(江西道);《元史·世祖十一》提及巩昌分司(陇右道)、西京分司(河东道);《至顺镇江志》、《延祐四明志》分别提及“镇江路分司”(浙西道)、“庆元路分司”(浙东道);《至正条格》提及“漳泉分司”(属福建道)。

[⑤] 《宪台通纪·更提刑按察司为肃政廉访司制》,《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43页。

[⑥] 关于出巡时间的种种沿革变化,见洪金富:《元代监察官吏的出巡日期问题》,《新史学》,2002年第2期,第162 – 166页。

[⑦] 转引自《至正集》卷74《会议还司》,《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439页。

[⑧] 《立行御史台条画》第一条即为“刷磨案牍”以“弹劾行中书省、宣慰司及以下诸司官吏奸邪非违”(《元典章·台纲·行台体察等例》,见《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208 – 209页;《元典章·台纲·设立宪台格例》第一条与此大同小异,见《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204页)。马祖常指出,现在台宪已经将自己的职责自限于“徒摘拾百官短长,照刷诸司文案”(《石田集·章奏·建白一十五事》,《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425页);刘基则将台宪的职责概括为“录囚、视牍”(《浙东肃政廉访司处州分司题记》,《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539页)。

[⑨] 引自《风宪忠告·按行第四》,《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502页。

[⑩] 《宪台通纪续集·越道弹劾》,《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109页。

[⑪] 如元世祖诏谕云南监司官员时曾经有言:“卿至彼,当宣明朕意,勿求货财。名成则货财随之,徇财则必失其名;而性命亦不可保矣”(《元史》卷13《世祖十》,第264页)。

[⑫] 《宪台通纪·人众委问》,《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67页。

[⑬] 《元典章》卷6《台纲二·分巡须要遍历》,《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229页。

[⑭] 《南台备要·广海分司出还日期》,《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151页。

[⑮] 许有壬:《至正集》卷74《远道阙官》,《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443页。

[⑯] 《至正条格·断例·土官受脏》,(城南)韩国学中央研院,2007年影印本,第82页。

[⑰] 《至正条格·条格·招蛮有功》,(城南)韩国学中央研院,2007年影印本,第117页。

[⑱] 《元史》卷185《吕思诚传》,第4249 – 4250页。

[⑲] 见《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7年)元代各行省分图的纸背。这部分不见于《图集》的内部稿,估计为后之修订编稿人员所加。《元志》实际上是按照宣慰司道的辖区来排列,但法阔尔(David Farquhar)认为“宣慰司道即是肃政廉访司道的辖地”,则未免不确,因为元代史文中从来没有这种记录(见D. M. Farquhar, ”Structure and Function in the Yüan Imperial Government”, in China under Mongol Rule, ed. J. D. Langlois, J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4)。仍需要强调的是,这种解读是对于正史“地理志”的惯常解读法,而且其细部之正误也完全不影响《图集》本身绘制上的正确性。感谢傅林祥老师对《图集》编订工作流程的详尽解释以及对破读《元志》提供的启发性建议。

[⑳] 虽然《元志》有的会将明显是属于该监司道的路州排列至“某某道肃政廉访司”字样之前、“某某道宣慰司”字样之后,但是《图集》还是正确地处理了这种情况。事实上,这正是已经暗示出,《元志》本身并非按照监司道排列。

[21] 《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七册《元、明时期》,第8页(纸背)。

[22] 见默书民:《元代的山东东西道辖区考析》,《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

[23] 温海清:《蒙元汉人世侯严实、张柔辖地变迁考论:以丙申“画境之制”为主线》,《文史》,2009年第3期,第229页。

[24] 《元史》卷5《世祖二》,(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101页。

[25] 见《元史》卷23《武宗纪二》,第512页。

[26] 该图主要参考温海清先生博士论文中之图文所绘,见温海清:《金元之际的华北地方行政建置:〈元史·地理志〉腹里部分研究》,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论文,2008年,第94页图2。本文底图均采用《中国历史地图集·元明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年),下不一一注明。

[27] 周清澍:《汪古部的领地及其统治》,《文史》第1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77页。

[28]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8《元史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点校本,第1229页;叶新民:《弘吉剌部的封建领地制度》,《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1982年,第78页。

[29]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88《元史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点校本,第1230页。

[30] 韩儒林:《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韩儒林:《穹庐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4页。

[31] 《金史》卷9《章宗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10页;《金史》卷11《章宗三》,第247页。

[32] 《金史》卷57《百官三》,第1308页。关于金代监司之行废此不赘述,详见余蔚:《金代地方监察制度研究:以提刑司、按察司为中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0年第3期,第5 – 16页。

[33] (元)刘敏中:《中菴集》卷2《济南路总管府新署记》,《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34] 元制中以“道”命名政治区划,始自太宗窝阔台八年(1236)的画境十道之制,正如郝经所点出的那样,它略有攀附唐制、拟唐太宗“分天下为十道”之意(“汉地诸道,各使侯伯专制本道,如唐藩镇”,见《陵川集》卷32《河东罪言》,《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35] 见P. Pelliot, “Notes sur le ‘Turkestan’ de M. W. Barthold”, T’oung Pao 27.1 (1930): 21. 《元朝秘史》第247节处有čölke(旁译作“川”),小泽重男译为“水草丰美之峡谷”(小沢重男『元朝秘史蒙古語文法講義:元朝秘史蒙古語辞典』,東京,風間書房,一九九三,第四〇〇頁)。

[36] “道”一般音译作dau(八思巴蒙文作taw),如《忻都神道碑》中即称亦集乃路、甘州路为čölge,而举称江东建康道、江南浙西道、岭北湖南道为γurban dau lemwangsi(三道廉访司),见F. W. Cleaves, “The Sino-Mongolian Inscription of 1362 in Memory of Prince Hindu”, HJAS 12.1/2 (Jun., 1949): 66. 不过,到了元代后期,čölge一词也已不再出现,一般均直译作luu。

[37] 见谭其骧:《金代路制考》之《按察司》部分,谭其骧:《长水集(下)》,(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97 – 298页。

[38] “世祖皇帝立御史台、廉访司交纠察的缘故是这的有来,被扰的百姓上位根底到不得近的台里,告远的廉访司里告呵”(《元典章》卷53《刑部十五·诉讼·称冤·称冤赴台陈告》)。

[39] 王磐:《论按察司不宜省疏》,见《元史》卷160《王磐传》(第3754页)所引文。

[40] 《至正金陵新志》卷2《金陵通纪》,《中国方志丛书》影印元至正四年刊本。此点李治安先生已于《元代行御史台述论》(李治安:《元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56 – 257页)一文中指出。

[41] 见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7《乞差官录囚》所引文((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点校本,第463页)。《元典章》、《通制条格》、《至正条格》中公移亦多有以“在内监察御史、在外肃政廉访司体察”或“仰监察御史、肃政廉访司体察”结语之处。

[42] 《元典章》卷34《兵部一·军役·体问告贫难军户》。

[43] 《蒙古秘史》第280节“γol-un ökit güriget”,旁译作“在内女每、婿每”,意即“在中翼的公主们和驸马们”; 第269、270节处的“γol-un ulus”,旁译作“在内百姓”,即指在大汗直辖之中翼军下的人口及国土。关于γol-un ulus的含义,详见姚大力:《蒙元时代西域文献中的“因朱”问题》,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63页。

[44] 《蒙古秘史》第228节有“γadanadus minqat-un noyat”、“γadanadus Ja’ut-un harbat-un noyat”,旁译分别作“在外每千的官人”、“在外每百的、十的官人”,意为“在外的千户”、“在外的百户、十户”,见Igor de Rachewiltz,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Mongols: a Mongolian Epic Chronicle of the Thirteenth Century, Leiden & Boston: Brill, 2006, p. 827.

[45] 《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183页。

[46] 见宋褧:《燕石集》卷13《建言救荒(原注:至元四年戊寅按部京畿东道)》,《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本。

[47] 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22《黄河源》,(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排印本,第265页。

[48] 王恽:《秋涧集》卷85《乌台笔补·为添设按察司八道事状》,《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272页。

[49] 《大元官制杂记·肃政廉访司》,《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548页。

[50] 《元史》卷8《世祖五》,第170页。

[51] 见王恽:《秋涧集》卷92《乌台笔补·弹保定路总管侯守忠状》,《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391页;《元史》卷167《王恽传》,第3933页。

[52]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8《孛朮鲁公神道碑》,)(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点校本,第124页。

[53]《大元官制杂记·肃政廉访司》,见《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548页。

[54] 事见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卷4《平章鲁国文贞公(不忽木)》,(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64页。

[55] 周清澍先生引用了《元朝名臣事略》卷4《平章鲁国文贞公(不忽木)》中的“或讼静之守臣盗官帑廩,静隶河东山西道”以为证,并将“静”字正确地校为“净州”之“净”,见周清澍:《汪古部的领地及其统治制度》,《文史》第14辑,第186页。

[56] 《元史》卷14《世祖十一》,第296页。

[57] 《元志》中将泰宁、宁昌误列入中书省,见姚大力:《元辽阳行省各族的分布》,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40页。

[58] 见薛磊:《元代山北辽东道肃政廉访司述论》,《北方论丛》,2009年第2期,第97页。

[59] “鲁王位下(按:即弘吉剌部)所设王傅并钱粮总管府等衙门,即隶山北廉访司按治,其本投下断事官亦系一体见禁。轻重罪囚合令本道廉访司依例审断”(《至正条格》,城南:韩国学中央研院,2007年影印本,“条格”第155—156页)。

[60] 苏天爵:《滋溪文稿》卷23《元故参知政事王宪穆公行状》,(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点校本,第378—379页。另,内地之诸王亦受监司按治,见《至正条格·条格》卷27《赋役·禁投下横科》,城南:韩国学中央研院,2007年影印本,第79页。

[61] 此年代考订见温海清:《金元之际的华北地方行政建置:〈元史·地理志〉腹里部分研究》,第109页。

[62] 姚大力:《蒙元时代西域文献中的“因朱”问题》,姚大力:《蒙元制度与政治文化》,第357页。

[63] 如大德七年(1303)仍有“御史台呈山北辽东道廉访司申,照得中书省奏过事内一件。……廵历至平滦路……”(《元典章》卷58《造作•豫支人匠口粮》)。

[64] 叶新民:《弘吉剌部的封建领地制度》,第86页。

[65] 见《大元方舆胜览·腹里》,《群书通要》辛集卷下,《宛委别藏》本。

[66] 《元史》卷14《世祖十一》,第299页。

[67] 汪辉祖著、汪继培补:《元史本证》卷29《证遗六》,(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点校本,第311页。

[68] 郝时远:《元代监察机构设置辑考》,第56页。

[69] 《元代宪台文书汇编》,第31页。

[70] 见《元史》卷14《世祖十一》,第305页。

[71] 《元史》卷120《亦力撒合传》,第2958页。

[72] 《元史》卷12《世祖九》,第251页。

[73] 张铉:《至正金陵新志》卷1《南台按治三省十道图考》,见《元代台宪文书汇编》,第555 – 556页。

[74] 语见陈建撰、沈国元订补:《皇明从信录》卷23《辛丑(成化十七年)》,《四库禁毁书丛刊》本。

[75] 明代之“土官”、“土司”的名号,即为元代之“蛮夷长官”、“蛮夷××司”的雅称;又《明史•土司传》序曰:“迨有明踵元故事,大为恢拓。……洪武初,西南夷来归者,卽用原官授之。其士官衔号,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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