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早报》2011年11月20日

一堂有七百人登记在册的、普通的哈佛课堂,突然有七十个学生要求退课,理由是大名鼎鼎的曼昆(Gregory Mankiw)教授涉嫌在课堂鼓吹经济自由主义政策(见《上海书评》11月23日张媛文《从“占领华尔街”看美国的请愿传统)。比这更荒诞的是,几十个哈佛本科生在约翰·哈佛的雕像下搭起了二十个小帐篷,要求占领有两万多人的哈佛大学,理由是美国的经济自由主义政策涉嫌损害了99%的人的利益。数字可以告诉你这有多么讽刺,0.2%的学生占领了另外99.8%人的校园,以抗议美国1%的人带来的“不公正”;他们一面高声抗议“精英主义”,一面把自己封为全美最精英的大学中的最精英的那部分。他们抗议曼昆的主义不能淑世,然后一屁股钻到“占领”的帐篷里无所事事。当然我已然在光棍节的晚上目睹了更加荒诞的一景,那就是这0.2%在草坪上围成一圈,然后顺着瑟瑟寒风念念有词:“嘿嘿嘿嘿,我们无可战胜,另一个世界能够实现!”

人类在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时,通常有两种态度:一种人认为存在一种“解决问题”的“根本方针”,只要找到它,我们就可以一揽子地、摧枯拉朽地解决所有的问题;另一种人则否认“根本方针”的存在,只承认存在“应付问题”的各种手段,每当你用某一个方法解决一个问题,这个方法本身就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中国人的天生倾向就是前者,这种对“寻求唯一的、永恒的、一以贯之的道”的专注,用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的话就是“乐观的入世观”。虽然似乎只有中国人特别买账,但其实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都宣称: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已经握在掌中。当然,事实证明它们在这点上无一例外的都是失败。道学无法解决晚期帝制中国的所有问题,马列主义不能解决苏联的所有问题,自由主义也不能解决美国的所有问题。在我看来,“占领运动”者所代表的,恰就是那些不再继续相信美国人传统的“应付策略”的人,他们要求政府要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向,从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转向一种对社会99%的人负责的意识形态。然而,这个可以拯救99%人的意识形态到底是什么?没有一个抗议者能够真正回答出来。我想说:谁都回答不出来的答案,或许说明答案本身根本就不存在。

哈佛学生自发组织的抗议运动始自1766年,在其后的两百四十五年中,哈佛学生抗议过越战、当过劳工罢工纠察员、举行过环境保护拉力、支持过同性恋权利、欢庆过巴勒斯坦建国。而点缀在这些光辉岁月之中的,则是不停地抗议食堂提供的黄油、白菜,以及其他各种已经无足轻重的琐事。就连伟大主席在遥远东方贴出来的大字报,都在这块中心草坪上引出过星点火花。这就是民主的精神,谁都完全有权利发出自己的声音,不管这些声音是特别的伟大,还是特别的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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