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書評》

5月30日《上海書評》發表了吳學昭先生《與時代同歌哭》一文,介紹了由陳氏女公子所撰之《也同歡樂也同愁——憶父親陳寅恪母親唐筼》一書的前前後後。針對該書所收附的俞大維先生《懷念陳寅恪先生》一文,作者深贊道:“對寅恪先生當年治學一般的觀念,還沒有見到比俞大維先生概括得更為全面和深刻的。” 俞先生是篇作於1970年,當時陳寅恪的諸多文字均未付梓,故俞先生對於陳氏一生之學的概括,受時局所限而不可能“全面”;故人雕逝,傷懷之中未免情重於理,顯亦未必能苛求“深刻”。事實上,陳氏之後四十年,“陳學”漸而蔚為顯學,我們對於陳氏之學的認識,已經遠遠超越當年俞大維此文。吳學昭先生在文中所說“我們從俞文中得知寅恪先生為撰寫一部新的蒙古史、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即與陳氏之真學大相徑庭。

按照余英時先生在《試論陳寅恪的史學三變》一文中的論述,陳寅恪先生一生的史學階段,大致可以概括為三段:1923年—1932年著力於歐洲漢學式的考據,1930年後轉入綜合性的“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1949年後轉為個人之“心史”。在第一個階段,蒙古語並非陳氏最為著力之語言,起碼他對於梵文、巴利文、藏文、突厥文的學習就要遠勤於蒙文;他關於蒙元史的著作亦僅《元代漢人譯名考》一篇和《〈蒙古源流〉研究》四篇;蒙元史與新波斯語牽涉最巨,但是在陳氏留下來的六十四本學習筆記中,僅有數頁為伊朗語文,而且還都是新波斯語之前的伊朗語。可見,“撰寫一部新的蒙古史”,顯然必非陳氏當年之真願。而在前述第二階段中,陳氏的史學嚴格以“不古不今”之晉唐為限,自謙不敢讀上古之書,謂其有撰寫“一部‘中國通史’及‘中國歷史的教訓’”之誌,恐怕亦只是史學外人的度測罷了。

吳先生又謂,“寅恪先生一生雖然留下無數精辟的著述,但最終未能完成他‘在史中求史識’的大作”,這恐怕是不確!平心而論,陳先生雖慘遭失明之厄,且屢困於時局之跌宕,但皇皇十數冊的文集,即便只以數量言之,也已可算作“多產”。這其中,首論黃萱先生作為助手的執援之功,其次則是以蔣天樞先生為首之門人、後人的不懈整理。1949年後陳氏仍著述逾百萬字,又有哪一篇不是“在史中求史識”?

其實,陳氏早年的考據文章,如關於《彰所知論》、“四聲三問”、“合本子註”等等,於今已多可商榷;後來關於中古史所提出的問題,如“隋唐制度淵源”、“關隴集團”、“牛李黨爭”等等,其論述亦被大幅修補甚至推翻。無疑,和其他所有偉大歷史學家的命運一樣,陳氏之學會慢慢地被新的研究所更新和取代。但是,先生不可磨滅的貢獻本即不存於某一個結論、某一段論述、甚至某一本書,而在於他遠超當時人的史識和精思,所謂“智炬”是也。

三聯出版的《陳寅恪集》雖然未敢稱“全”,但已經基本搜羅備至。就歷史研究來說,恐怕並沒有必要像吳先生所謂的那樣,將“流失在外的文稿遺墨”“全部收回”。我總以為,懷念一位史學家,最好的辦法是讀其著作,體悟其思。假如我們對陳氏真正的史學貢獻無所置懷、或誑或誣,卻斤斤於一二件私人之物、三五則軼事,恐陳先生於冥默之中,亦將“與時代同歌哭”乎?

穆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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